我知道他迟早会像这个样子，所以我只是平静地呆在那儿。

“我们对你们以前做过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想知道的是你现在是否还和她有联系。”

“为什么？”

“对依贝哈特家的例行背景调查。”

他等了一会儿，在我脸上力图寻找到点什么东西。明显地我流露出来了因为他开口道：“我不这么认为。”然后就走回停车道上他的运货车里。

“有什么问题吗？”我发觉我自己跟着他在走。

“没问题。这么好的一天，我还不想和你谈。”

他把丰田车倒了出来。

“顺便说一句，”――他上身探出车窗外――“曼尼克斯开的是一辆赫米，库塔。”

“我知道的。”我说，脸颊却红了。

他竖起起一根手指，责备式的摇了摇，沿着大街开远了。

我知道我会捉到沃伦・思佩卡的。他不可能来非难我，也不可能远远跑开。

我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想凯茜护士在潜水艇商店里跟我讲的话。她说过，沃伦曾经“遇到些麻烦”，但她并没有告诉我是些什么麻烦。我打开了电脑，准备搜寻一下犯罪记录。结果，在我喝完第二杯安息咖啡之前，我们需要的所有信息已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屏幕上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到九点钟准备在他回家时捉住他。他拾起话筒沉闷、轻率地嘟嚷了一声：“哈罗。”

“哈罗，沃伦，我是安娜・格蕾，fbi。”

“我知道你会打电话。”

“你想找个日子约我出去。”

在这一瞬间我放弃了其他可能的反应：“实际上我打电话是要谈关于你非法拥有大麻和可卡因，意图散布而被加利福尼亚州定罪的事。”

“陈年旧账……那又怎么啦？”

“我可以打赌你在申请你的州承包商执照的时候隐瞒了这个事实，你是个重罪犯。”

是停顿，然后：“我没有那样做。安娜，为什么你要威胁我呢？”

“我想要你告诉我关于克来诺・依贝哈特的事。”

“如果有律师在场我就跟你说。”

“你当然可以要求律师在场――”我随口说，而我脑子里想到的是许多律师都和依贝哈特的律师臭味相投，“但是这不是针对你的，沃伦，这是针对克莱诺和她丈夫的。”

“我并没有什么事情是针对阮德尔的。”他怀有戒心地说。

“大多数人都认为阮德尔・依贝哈特是个慎重沉稳的市民，但是我有这种感觉，你了解到的绝对不同。”

沃伦・思佩卡同意，第二天下午我们在圣莫尼卡的亨特饭店的顶层酒吧中见面。

去招普斯酒吧的唯一路径是乘坐那部安置在旅店侧面的外部电梯，上上下下时它就像一个爬动的玻璃鼻涕虫。两个二十来岁的秘书在一旁窃窃私语，在他们的眼中笼罩着一种机械的动摇和哀怨的神情。我们在棕榈树的上空缓慢上升，如置梦境般地悬浮于海上二十层楼的高处。我相当不喜欢这样的境遇。

门打开，我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墨西哥小酒吧中，墙壁粉白，边缘却是靛蓝色的。在两扇拱门入口的上方，分别用褪晦的桃红颜色写着“阿卡布科”和“圣布鲁兹”――一个把你领到一个铺着粉红色桌布的餐厅，另一个则导向一间盖着竹屋顶的酒吧。沃沦・思佩卡正坐在酒吧里独酌，戴着一顶镶有许多小圆镜子的墨西哥宽边帽。

一个长着黑胡子、留着水滑的拖背长发的酒吧招待员好像对他的头发已无法约束，只好让它随意披散着。

“estaloco。”他冲着沃伦点点头。沃伦孩子气地咧着嘴，帽带儿在他的下巴底下晃荡着。

“喝的什么？”我问。

“没什么。苏打水。我只是想控制一下情绪。”

“为什么？斗牛比赛？”

沃伦把帽子扔给招待员。招待员把它挂回帽钩，嘴角仍然挂着一丝轻笑。

找们选了张靠窗的桌子，这里可以悠闲地看到蒙塔娜之北的景色：白色或米色的建筑，红色、橙色的屋顶，顺着林荫道四处延展。

女招待给我端上一杯酸橙味的非酒精饮料，饮料装在一个汤碗大小的有两玻璃杯里，表面浮满了碎冰块。

“我搬到加利福尼亚以后就专心于我的生意，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待迪・费茵女士打来的电话，她家快被泥石流埋了。”

“她还有更多的活儿给你。她会打电话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