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国沉默了片刻，将书还给她。他站起身，对院长说：“我想单独和她聊聊。”

那天的谈话具体说了什么，韩丽梅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她只记得韩建国问了她很多问题：喜欢什么？害怕什么？长大后想做什么？她回答得很少，很简短，但很诚实。她说她喜欢看书，不怕黑，长大后想“不做被人可怜的人”。

韩建国听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有惊讶，有深思，或许还有一丝……欣赏？

三天后，韩建国再次来到孤儿院，办理了收养手续。

院长拉着她的手，絮絮叨叨地嘱咐：“丽梅啊，以后要听话，要懂事，韩先生是大老板，你能被他收养是天大的福气……”

“丽梅”。那是韩建国给她取的名字。他说，“丽”是美丽，“梅”是她自己选的字，合起来是“美丽的梅花”，希望她能像梅花一样，在严寒中绽放。

从“七号”到“韩丽梅”，从无名无姓的孤儿，到有身份、有名字、有家的人。

离开孤儿院那天，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灰色的建筑。没有留恋，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决绝。她知道，从今以后，她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这种改变，伴随着怎样的期望和锤炼。

四、精英教育：从零开始的塑造

韩建国的家在南城，一栋带花园的独栋别墅。对七岁的韩丽梅来说，那像另一个世界——光洁的大理石地板，高高的天花板，整面墙的书柜，花园里开着叫不出名字的花。

第一天晚上，韩建国带她到书房。

“丽梅，”他坐在宽大的书桌后，神情严肃，“从今天起，你是我的女儿。我会给你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但我也对你有着最高的期望。你明白吗？”

小小的韩丽梅站得笔直，点点头。她不明白什么是“最高的期望”，但她知道，这是她逃离孤儿院的代价，也是机会。

“首先，是语言。”韩建国递给她一本《新概念英语》第一册，“一个月内，学会基础的问候和自我介绍。我会请最好的家教。”

然后是礼仪。怎么坐，怎么站，怎么走路，怎么用餐，怎么与人交谈。每一个细节都有严格的标准。坐时背要挺直，不能靠在椅背上；站时双脚并拢，重心均匀；走路步幅要适中，不能奔跑；用餐时不能发出声音，刀叉的使用有固定顺序；与人交谈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但不能直视太久，要适时移开……

七岁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但韩丽梅被要求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自律、克制、得体。

她哭过。在最初的几个月，因为一个单词重复几十遍还记不住，因为走路时习惯性驼背被纠正，因为紧张时咬嘴唇的小动作被严厉批评……她躲在房间里偷偷哭，不敢出声。

但韩建国从不安慰她。他只会平静地说：“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你觉得难，可以放弃，我送你回孤儿院。”

回孤儿院。这四个字像一道紧箍咒。她立刻擦干眼泪，重新拿起书，挺直背脊。

她不能回去。死也不能。

于是她以惊人的毅力，适应了这种高强度的塑造。她每天五点起床，背英语单词；六点半早餐，练习用餐礼仪；上午是文化课和钢琴课；下午是舞蹈课和绘画课；晚上是阅读和自习。周六是马术和网球，周日是博物馆或音乐会。

她的时间被精确到分钟，没有一刻可以浪费。

韩建国从不吝啬投入。最好的家教，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资源。但她知道，每一分投入，都对应着一分期望。她必须做到最好，必须成为佼佼者，必须证明自己“值得”。

十岁那年，她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入最好的私立中学。韩建国送她一台最新款的电脑作为奖励，然后说：“这只是开始。你的目标，是常青藤。”

她没有童年玩伴。韩建国认为，不必要的社交是浪费时间。她的“朋友”，是书籍，是知识，是各种技能。她学会了在孤独中自处，在压力中前行。

十二岁，她开始跟着韩建国出席一些商业场合。不是正式会议，是一些慈善晚宴、文化交流活动。韩建国教她观察：观察人们的言谈举止，观察利益的流动，观察表象下的真实意图。

“这个世界是靠规则运行的，”韩建国对她说，“但规则之上，是人性。你要学会看透人性，才能利用规则。”

她似懂非懂，但努力记下。

十四岁，她第一次参与公司的一个小项目——为韩建国旗下的一家服装品牌做市场调研。她花了三个月时间，跑遍了南城的商场，采访了上百个顾客，写出一份三十页的报告。报告里有数据，有分析，有建议。

韩建国看完，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报告交给了品牌总监。一个月后，品牌调整了部分产品的设计和定价，销售额提升了百分之十五。

那天晚上，韩建国对她说：“做得不错。但记住，商业世界里，没有‘不错’，只有‘成功’和‘失败’。”

她点头。心里却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奇异的满足感——不是被表扬的喜悦，而是一种“我做到了”的证明。

五、青春期：反叛与驯服

十五岁，韩丽梅进入了青春期。

长期的压抑和自律，在某个节点开始反弹。她忽然厌倦了这种被设定好的人生，厌倦了永远要做到最好，厌倦了像个精致的傀儡一样活着。

她开始“叛逆”。

不是那种激烈的、逃学打架的叛逆，而是一种更隐晦的、无声的反抗。她会在礼仪课上故意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错，会在阅读时选择韩建国不推荐的“闲书”，会在该练琴的时候望着窗外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