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你需要无数次回眸，才能注意到它的存在。

但当你注意到时，那将会是命运为你准备的，最丰盛的礼物。

而接下来的这段路程里，两人遇到的礼物，还有很多。

比如他们经过穷人圣朱利安教堂之后，向西走过整条圣塞味利街，看见的圣米歇尔广场。

它坐落在拉丁区地理意义上的西北边陲，代表着拉丁区最嘈杂，也最商业化的一面。

仿佛刚从一条寂静的历史密道中钻出，甫一踏入圣米歇尔广场，韩易与芭芭拉瞬间就被声浪和光影交织而成的幻梦所吞没。

阳光并不炽烈，却慷慨地驱散了空气中的寒意，将整个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舞台。

这里是巴黎第五区的心跳所在，与刚才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僻静截然相反，这里是流动的，沸腾的。

车流、人潮、鸽群，在广场上交汇、盘旋、再散开。书店、小酒馆、快餐店和纪念品商店鳞次栉比，闪烁的招牌与古老的建筑立面毫不突兀地并存。无数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拉丁区永恒的主人——三五成群，背着帆布包，高声谈论着刚结束的展览或即将到来的考试，在驻足拍照的游客间穿行。

而所有这些流动的喧嚣，所有这些世俗的活力，似乎都在广场尽头那面巨大的墙壁前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焦点。

那是整个圣米歇尔广场的核心，于1860年修建的圣米歇尔喷泉。

它不像罗马的喷泉那样居于广场中央，而是更像一座镶嵌在建筑山墙上的凯旋门。冬日的阳光恰好越过屋顶，精准地照亮了喷泉顶端的青铜雕像。大天使米迦勒高举利剑，金色的翅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威严地踩踏着垂死的恶龙。他的脚下，红白两色大理石雕刻的怪兽正奋力喷吐着水柱。水流在略显寒冷的空气中穿过一片氤氲的薄雾，随后重重砸入下方的池子，激起千万点鎏金般的水花，与大天使的冷峻光芒交相辉映。

如果说穷人圣朱利安教堂是那条1790年法国大革命分界线之前，那个封建神权时代古老巴黎的缩影。那么圣米歇尔广场，就是大革命之后，一个半世纪以来王权与民权，帝国与共和，秩序与反抗不断拉锯撕扯所孕育的产物。

与拉丁区的其他地标相比，圣米歇尔广场、圣米歇尔喷泉，以及将巴黎左岸从中间贯穿的圣米歇尔大道，足以算得上年轻。它们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塞纳省高官奥斯曼男爵，在19世纪中叶对巴黎大刀阔斧进行改造的产物。

这个计划，表面上是为了改善卫生，疏通交通，让城市更加现代化，但背后其实隐藏着更深刻的政治和军事考量。

自中世纪以来，拉丁区一直是巴黎的大脑，同时也是巴黎的火药桶。这里挤满了思想活跃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贫困的工匠。其狭窄曲折如同迷宫一般的中世纪小巷，是历次革命，特别是从1789年到1830年，再到1848年中，人民对抗军队，修筑街垒的完美战场。

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要做的，就是用这条宏大而笔直的现代大道，将这片危险的区域一分为二。它粗暴地穿过了拉丁区的古老肌理，将这片原本紧密相连，极易凝聚起反抗力量的社区硬生生切开。宽阔的林荫大道，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让军队，特别是街垒的天敌炮兵部队能够迅速部署，以镇压任何潜在的起义。

而圣米歇尔广场及其喷泉，即是这条切割线最华丽的终点，和最激昂的宣言。它是一件绝妙的政治艺术品，其宏大的主题，大天使米迦勒战胜恶魔，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帝国的秩序，战胜了革命的混乱。

这是一种与穷人圣朱利安教堂截然不同的历史，那座古老的教堂见证的是信仰、谦卑和社会变迁的自然侵蚀。而这座喷泉，则是权力意志的人工产物，是国家机器对城市空间的强行重塑。

讽刺的是，历史总有自己的轨迹。奥斯曼的大道虽然切开了古老的拉丁区，却也为学生们提供了新的聚集空间。圣米歇尔广场和大道，在建成后的一个世纪里，反而成为了学生运动和抗议示威的新中心，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

但政府就是政府，权力就是权力，不管它的表现形式是帝国还是共和国。1968年5月10日至11日的街垒之夜后，戴高乐主义的法国下了最后一步棋，他们通过了《1968年高等教育导向法案》，将巴黎大学拆分成了13所新的自治大学，极大削弱了拉丁区知识群体的凝聚力。

长达八百年的“袍与城”之争，到达了它的高潮与最终章。自此之后，知识与权力的冲突，不再是萦绕在巴黎上空不断回响的主旋律。它随着浸出的鲜血一起，渗入了圣米歇尔大道的石砖里，随后又被现代化的柏油路面完全覆盖。

时至今日，巴黎的左岸，以及拉丁区的核心部分巴黎第五区，早已不再是学生宿舍。高度士绅化的该区生活成本高昂，其作为学生主要生活和工作空间的实际功能已被掏空，与此同时，其作为知识中心的品牌形象却被积极地用于营销，以吸引那些被知识阶级波西米亚历史所吸引的游客和居民。

一条圣米歇尔大道，成为了历史的晨昏线。它不仅分割了巴黎的地理，也分割了巴黎的时间。大道右侧，是业已蒙尘的过去，而大道左侧，则是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存在主义同时占据的现在。

圣米歇尔广场，属于年轻学子、街头艺人和游客的沸腾声浪，在他们身后迅速消退了。但并非是他们面前的街道变得空旷了起来，恰恰相反，这里依旧人来人往，但氛围的音调与质感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里的空气仿佛被过滤了。

那种属于拉丁区的，略带焦灼的青春活力与商业化的嘈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沉稳、精致，甚至带有些许矜持的低沉嗡鸣。

人群的密度依旧不小，但构成已经截然不同。

那些背着帆布包，步履匆匆的学子身影，以及举着自拍杆四处张望的游客，像是被一道无形的滤网留在了圣米歇尔大道的那头。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芭芭拉口中的，真正的germanopratins，圣日耳曼德佩人。

精心打扮在这里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准则，但这种精心又与别处不同。它不是暴发户式的过犹不及，而是一种看似毫不费力的雅致。男士们身上是剪裁精良的羊毛大衣，内搭的喀什米尔毛衣领口露得恰到好处。女士们则用简约的黑色外套，搭配一条色彩高级的丝巾，手中拎着的手袋，其皮革的光泽在冬日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润。

韩易注意到，这些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表情。那不是圣米歇尔广场上年轻人那种外放的热情或躁动，而是一种混合了阶级优越感与生活满足感的，恰到好处的漠然。他们彼此交谈时声音很低，在露天咖啡馆的座位上翻阅报纸，牵着的宠物狗都仿佛修剪得比别处的同类更加一丝不苟。

他们不是在造访这条街道，他们就是这条街道。

与人群变化同步的，是大道两旁的商店景观。

拉丁区那些以波西米亚风格为卖点的平价店铺，在这里悄然隐退至幕后。圣日耳曼大道两侧的橱窗，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宣言。

高端精品店取代了旧书店，门面变成了低调的深色大理石或黄铜，玻璃擦得一尘不染。橱窗里没有堆砌的商品，往往只在精心设计的灯光下，孤傲地展示着一件当季新品或一件艺术品般的珠宝。它们不像是商店，更像是一个个需要邀请函才能进入的私人沙龙。

画廊则取代了小酒馆。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墙上悬挂的巨幅抽象画作，或是造型奇特的现代雕塑。里面的光线是博物馆级别的，安静得仿佛能听到灰尘落下的声音。

就连空气中的气味都变了，街角快餐店的油脂香和华夫饼的甜腻气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级香水、崭新皮革和昂贵咖啡混合在一起的，一种属于财富的繁复味道。

但圣日耳曼德佩并非总是如此，与拉丁区一样，它也有一个从墨洛温王朝起始的故事。但跟它的邻居不同，圣日耳曼德佩并没有成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它也从来不是知识分子青睐的居所。saint-germain-des-prés，之所以后缀有“des-prés”这个词，正是因为它最初的原型，是巴黎城墙之外的牧场和开阔田野，是那些操着拉丁语的异国学者绝不会涉足的地方。

543年，墨洛温王朝国王希尔德贝尔一世下令在这里建造了一座修道院，用于安放圣物。576年，备受尊敬的主教，巴黎城未来的主保圣人圣日耳曼被安葬于此，修道院因此得名圣日耳曼德佩。它的声望和影响力迅速扩大，成为一个重要的皇家赞助和朝圣之地。

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圣日耳曼德佩，就是与拉丁区的“袍”对立的那座“城”。

修道院在历史上屡遭劫难，包括9世纪维京人的入侵和破坏，但也经历了辉煌的重建。法国文艺复兴之后与大革命之前的所谓前现代化时期，恰逢巴黎的城市中心西移。1682年，路易十四将宫廷迁往凡尔赛，贵族们纷纷效仿国王，离开玛莱区，迁往位于城市西部的新宫廷附近地区。

圣日耳曼德佩区，这个当时的“城外之郊”，一夜之间成为了黄金地段。原因无他，它正处在巴黎老城与凡尔赛宫廷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法国最顶级的贵族们需要一个既能远离城市喧嚣，又能方便他们随时前往凡尔赛朝觐国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