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第一节固始汗底定藏族地区
一、17世纪中时前的藏族地区
17世纪初叶，卫藏地区以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为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寺院势力，受到第悉藏巴（汉文史籍称藏巴汗，或臧巴汗）地方政权的敌视，在青海的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与第悉藏巴联合，更构成对黄教寺院势力的威胁，加以康（今四川省甘孜及西藏东部昌都一带的藏族地区）地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崇奉本教，与藏传佛教为敌，逮捕、迫害各派佛教僧人，黄教寺院势力的处境岌岌可危。
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在清太宗皇太极的攻击下，自辽河流域西退，曾在内蒙古土默特部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停留数年。随后林丹汗又率部众去青海，准备与占据青海的喀尔喀部却图汗部会合。林丹汗虽是藏传佛教信徒，但从未明确属何教派。林丹汗与却图汗的联合，有共同对付尊信黄教的蒙古卫拉特四部，进而向卫藏地区扩展实力的企图。此时对黄教寺院势力的威胁，由于林丹汗与却图汗的联合，形势更趋严峻。
卫拉特四部均以尊信黄教相标榜，并以黄教的施主自诩。当黄教寺院势力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得不向实力雄厚的卫拉特四部求援。
1634年（天聪八年），黄教派专人将密信展转送交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请求他出兵救援。
固始汗（1582—1655），一译顾实汗，本名图鲁拜琥。因他曾调解过卫拉特四部与喀尔喀部之间的争端，而受到喀尔喀部领袖人物和青海著名的黄教活佛东科尔呼图克图共同赠予的“大国师”的称号，“固始”即“国师”二字的音转。固始汗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深谋远虑，久蓄雄心壮志。但在卫拉特四部中，和硕特部受到实力更为雄厚的准噶尔部的排挤，当固始汗接到黄教的求援密信后，立即作了出兵的准备，他还于1636年（清崇德元年）轻装简从到拉萨，与黄教领袖人物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及后来被认定的班禅四世·罗桑却吉坚赞会见，双方密谋对付黄教劲敌的策略。在固始汗返回和硕特部前，达赖五世和班禅四世共同赠给他“丹增却杰”（藏语，意为执教法王）的称号。
二、固始汗据青海，次第挫败黄教政敌
如前所述，17世纪初叶，黄教寺院势力腹背受敌，形势危殆。但在1636年秋末固始汗自伊犁出兵之前，形势已有一定的变化。先是林丹汗未及与却图汗会合，即因出痘病亡（1634），却图汗部也发生了内讧事件，实力大为削弱。
1635年（天聪九年），却图汗派其子阿尔斯兰率兵万人进入卫藏，按原定计划与噶玛噶举派红帽系饶绛巴、第悉藏巴·丹迥旺布联合，共同消灭黄教寺院势力。但是，阿尔斯兰到达藏北达木（今西藏自治区当雄县）后，黄教寺院势力成功地收买了他，使他倒戈，与第悉藏巴的军队交战。第悉藏巴·丹迥旺布率军进至藏北，阿尔斯兰惟恐后路被截断而撤回拉萨，并拜见了达赖五世。由于阿尔斯兰进入卫藏后未按原计划攻击黄教寺院势力，反而倒戈攻袭第悉藏巴，投靠政敌达赖五世，噶玛噶举派红帽系饶绛巴派遣信使向青海的却图汗控告阿尔斯兰反复无常，却图汗下令处死阿尔斯兰，最后阿尔斯兰被其部将杀害，部众溃散，却图汗遂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固始汗率和硕特部兵于1636年冬抵达青海，略事休整后，即于次年（1637年）正月，发起了对却图汗的突袭。在青海湖西北岸，固始汗以少胜多，以1万兵力摧毁却图汗的3万军队。固始汗之子达延台吉又追逐却图汗所率残部至哈尔盖（今青海省刚察县境）的冰滩上，却图汗被俘，推测是被杀害了。却图汗被消灭后，青海遂尽入和硕特部的治下。
此时，白利土司和第悉藏巴对却图汗的覆灭大为震惊，急谋对策。但是未及他们动作，固始汗即于1640年出兵康区，攻打白利土司。此前，固始汗于1638年曾派遣蒙古僧人墨尔根噶居喜饶嘉错入藏，迎请达赖五世去青海，担心此次出兵会危及达赖五世的安全。但是达赖五世没有接受邀请。墨尔根噶居喜饶嘉错又到扎什伦布寺拜见班禅四世，正逢第悉藏巴修建一座大寺院，施工的农奴受命在扎什伦布寺的后山采石，故意从山上滚下巨石，损坏扎什伦布寺的僧舍。达赖五世和班禅四世仍处在第悉藏巴的迫害之下。墨尔根噶居喜饶嘉错回到青海，向固始汗详细报告如上情况，固始汗遂首先对白利土司用兵。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兵败被俘，固始汗尽释被白利土司监禁的各教派佛教僧侣。，深得各教派信徒的好感。
固始汗灭白利土司后，曾派人去拉萨传送他在康区获胜的消息，但达赖五世或是由于顾虑固始汗率兵进入卫藏，黄教寺院势力的发展会受到他的牵制；或是故意放出风声以麻痹第悉藏巴·丹迥旺布，表示固始汗在略定康区以后，即可返回青海，不必率军到卫藏，多次指示强佐（总管）索南饶丹，不宜邀请固始汗军进藏征讨第悉藏巴。然而达赖五世的强佐索南饶丹未按达赖五世的意旨行事，反而捎密信给固始汗，请固始汗带兵前来卫藏攻灭第悉藏巴。
固始汗收到密信后，佯称回师青海，使第悉藏巴·丹迥旺布放松戒备，实则暗中引兵迳向卫藏进发。当固始汗于1641年（清崇德六年）兵临拉萨时，第悉藏巴竟毫未觉察。据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记载，东噶尔宗（今堆龙德庆县东嘎区）经过激战，被固始汗攻破，德钦宗（今达孜县德庆区）和乃乌宗（今堆龙德庆县柳梧区）等地的第悉藏巴所属地方官员纷纷出降。最后，固始汗于1642年攻下日喀则，第悉藏巴·丹迥旺布被俘。起初，固始汗曾有意起用丹迥旺布为自己效力，后来由于第悉藏巴政权的支持者不断举兵反抗，甚至企图营救丹迥旺布，固始汗觉察到事关重大，于是下令处死第悉藏巴·丹迥旺布，第悉藏巴地方政权（1618—1642）于兹结束。
三、卫藏地方势力与清明的早期联系
满族崛起于我国东北地区，在17世纪初叶建立后金王朝前，满族社会比较普遍的宗教信仰是萨满教。藏传佛教与满族统治阶级的最早联系，始于清太祖努尔哈齐时，当时有藏僧干禄打儿罕囊素“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部，阐扬圣教”。在他圆寂（1621）后，努尔哈齐还下令为他建立佛塔。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为了表示对藏传佛教的崇信，于1639年（崇德四年）十月，派遣以察汉喇嘛为首的人员去卫藏，带信给当时掌管地方政权的“图白忒汗”（即第悉藏巴）和“掌佛法大喇嘛”，“延致高僧”去满洲传教，以期“振兴三宝”，“利益众生”。察汉喇嘛一行抵达卫藏时，正值固始汗用兵康卫藏等地的战争时期，上述信件究竟送达与否，史籍未见记载。
当1636年（崇德元年）固始汗轻装简从抵拉萨与黄教领袖人物达赖五世、班禅四世会见时，推测双方商定了共同派人去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与尚未进关的清朝建立联系。
1642年（崇德七年）以伊拉古克三为首的卫藏地方派出人员，携带着达赖五世、第悉藏巴、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喇嘛噶玛巴等人的信件抵达盛京。显然，卫藏地方的统治阶级此时全然置明朝皇帝于不顾，他们已经敏感地觉察到清朝即将取代明朝而入主中原的前景，并且积极地争取清朝皇帝的支持。
清太宗对卫藏派出人员的到达十分重视，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城迎接，并向上天行三跪九叩之礼；在接受朝拜和收取卫藏各方人士来信时，清太宗起迎立受，态度至为恭谨。伊拉古克三一行在盛京停留了8个月，清太宗对他们“五日一宴”，多所馈赠。清太宗在给卫藏各方人士的信件中，措词谨慎，不偏袒任何一方，不介入各教派之间的争端，表明了这位清朝皇帝“既明智又清醒”。他在给第悉藏巴·丹迥旺布的信中，只作了一般问候，当时第悉藏巴已被固始汗擒杀的讯息尚未传到清朝。伊拉古克三一行返藏时，清太宗又破格亲自送行。
清太宗专程派人去卫藏迎请高僧，对卫藏朝清人员的破格接待绝非偶然。当时清朝正准备进关灭明，清太宗深知藏传佛教在蒙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确保进关后广大蒙古族地区形势稳定，对藏传佛教的特殊优容政策，确属出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的考虑。
四、清朝通过和硕特部统治藏族地区
清朝于1644年（顺治元年）定都北京时，西藏以及全国藏族地区已尽在蒙古和硕特部的控制之下。由于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早在1637年（崇德二年）即已归附清朝，因此，进关后的第一个清朝皇帝世祖福临（顺治帝），已经实际上通过和硕特部实现了对全国藏族地区的间接统治。
此时，以达赖五世为首的黄教寺院势力，由于劲敌已被固始汗次第歼除，固始汗又以崇信黄教自诩，对达赖五世优礼相加，“并特别把全部西藏十三万户献上”。实则元朝所封乌思藏十三万户，历元明两代，多数已荡然无存，据藏文史籍所记，固始汗将西藏十三万户献给达赖五世，只能是象征意义的。固始汗的尊崇达赖五世，是为了巩固他已经在藏族地区所取得的统治地位。尽管黄教此时在藏族社会已占居优势，但是，固始汗在消灭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后，并未离开西藏，更没有把对西藏的统治权力交给黄教寺院势力，可见他接受黄教寺院势力的请求，千里驰援，也绝非出自单纯的宗教信仰的原因。
固始汗虽然信奉黄教，但他又是一个蒙古族军事力量的领袖。他略定西藏后，立即在拉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地方政权，统辖范围不仅包括西藏，东部的康区，东北部的青海地区也都囊括在固始汗的统治之下，固始汗此时已成为统治全国藏族地区的一个蒙古族汗王。他本人坐镇西藏，10个儿子除个别人外，都率部驻牧青海，他将康区的赋税收入用以供给在青海的部众。这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措施。固始汗在西藏建政，直接控制着藏传佛教的发祥地，对蒙古族社会有着特别深远的意义。青海地区水草丰茂，足以保证和硕特部众生活无虞；而且部众据青海，可以阻止来自北方的其它蒙古族军事力量的南下，从而保障和硕特部在西藏建立的政权。再以康区赋税补充和硕特部众的需用，既可以保证青海部众的生活安定，又能够巩固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对清朝的世祖，固始汗则是恪守臣礼，不时遣专人进京请安，表贡方物，积极争取清朝对他的支持。而在清初，全国统一不久，内地动乱尚未完全平定，世祖只有承认既成事实，利用和硕特部的固始汗，对西藏实行较为间接的统治。
五、班禅活佛系统的建立
固始汗扶持黄教寺院势力在藏族社会获得优势地位，对黄教寺院势力的领袖人物达赖五世的权力过于集中，又有些顾虑和担心，于是在固始汗的安排下，黄教又出现了另一大活佛系统，即班禅活佛系统。
前已述及，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寺主班禅·罗桑却吉坚赞（1570—1662）是17世纪前半期黄教寺院势力的一位决策性人物。达赖五世的认定、坐床以及达赖五世年幼时黄教寺院势力对内对外许多重大事宜，都是由他主持的。固始汗在1642年统治西藏以后，就尊奉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师，至1645年（顺治二年）固始汗授予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从此，“班禅”成为一个专用尊号，不再是对佛学知识渊博的僧人的尊称。1662年（康熙元年）罗桑却吉坚赞圆寂后，开始了班禅活佛系统的转世。罗桑却吉坚赞被认定为班禅四世，班禅一世、宗喀巴的弟子克主杰（1385—1438），班禅二世索南乔郎（1439—1504），班禅三世恩萨巴·罗桑顿主（1505—1566）均是迫认的。罗桑却吉坚赞的转世“灵童”是罗桑意希，即班禅五世。
自达赖三世·索南嘉措起，黄教一直以达赖喇嘛为领袖。尽管达赖五世年幼时，由黄教中德高望重的罗桑却吉坚赞决策重大事宜，但达赖五世仍是作为黄教的唯一领袖出面并得到公认的。固始汗在统治全国藏族地区后不久，却又赠给罗桑却吉坚赞一个尊号，从而在黄教中又建立另一个班禅活佛转世系统，显然是借此来分一部分达赖喇嘛系统的权势，使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系统之间互相牵制，以便于维护和硕特部在藏族地区的统治。然而固始汗一系列的统治措施，包括建立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并没有能够达到使其子孙世代统治藏族地区的目的，历史的发展必然要冲破统治阶级一厢情愿的安排，蒙古和硕特部在西藏建立的政权，仅仅延续了75年，到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彻底崩溃。
固始汗授给罗桑却吉坚赞尊号，从而建立起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对后期历史影响深远。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清朝正式册封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固始汗的政策，是按照“封达赖喇嘛（1653）之例，给以印册”的，即将班禅提高到足以与达赖喇嘛分庭抗礼的地位。
六、达赖五世强化封建农奴制度
固始汗对西藏的统治亦有明显的失策，他只留意于政治和军事二端，却将西藏全区的经济权拱手奉献给达赖五世。事实证明，没有经济实力的政治，恰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维持于一时。以达赖五世为首的黄教寺院势力，本来已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之固始汗又给以更多的经济权益，为虎添翼，以致尾大不掉，和硕特部政权对黄教寺院势力的发展无法控制，这是和硕特部未能在西藏维持较长时期统治的根本原因。
以达赖五世为首的黄教寺院势力，不仅从固始汗手中取得西藏地区的赋税支配权，而且还取得封赐土地的权力。当时土地的封赐对象是有功于黄教或臣服于黄教的贵族，这些贵族将分封到的土地作为世袭庄园；还有为数众多的黄教寺院，也分封到土地以作寺属庄园。固始汗除授权达赖五世封赐下属贵族、寺院，颁发封地文书外，他自己签署的封地文书亦时有所见，但远不如达赖五世的为数之多。
此时，西藏原有的封建农奴制度走向日趋强化的道路。达赖五世既已享有对贵族、寺院封赐土地的权力，随后即对僧俗领主的下属农奴作了空前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的限制。从1644年（藏历阳木猴年）达赖五世给贵族拉日孜巴的农奴所下的命令，反映了当时农奴的灾难处境：“拉日孜的百姓听令：你们不服拉日孜巴的管束，打算另投新的领主，这纯属反叛思想，为法律所不容。如果你们胆敢贪图自由、逸乐，我特授予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打、砍、杀的权力。”
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普遍确立后的300多年间，即自13世纪初叶至16世纪中叶，藏族的封建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3世纪末叶元帝师意希仁钦（《元史》作亦摄思连真，1286—1291年任元世祖忽必烈帝师）等人颁发给乌思藏各级官员和僧俗人众的文告表明，当时封建农奴制度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是相适应的。文告只是劝诫农奴不要逃亡另投新主，而且对领主和农奴双方都提出了要求：农奴要按时依例向领主执役应差，领主也不准在规定的范围之外滥施权力，并要对所属农奴妥为保护。以文告的内容对比达赖五世所下的命令，可知到17世纪中叶时，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已经形成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农奴被严格地束缚在农奴主的庄园上，农奴主对农奴为所欲为，直至处死。显然，达赖五世的强化封建农奴制度，是以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为前提的。
在宗教方面，达赖五世攘夺了原来藏传佛教中被明朝封为“大宝法王”的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十世活佛·却英多吉（1604—1674）的权势。先是黑帽十世在固始汗灭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后，被迫承认了达赖五世在藏传佛教中的权威地位，但是，由于随后出现了反抗固始汗和黄教寺院势力的斗争，黑帽十世难于脱卸幕后指使之嫌而遭逮捕，后来他逃离西藏，去云南丽江投奔噶玛噶举派施主木土司家。达赖五世受清朝正式册封（1653）后，约于1663年（康熙二年）黑帽十世自丽江返回西藏，虽未被达赖五世追究，权势已丧失殆尽。
第二节清朝初年的西藏政局（1644—1720）
一、达赖五世受清世祖之请抵达北京
1644年（顺治元年）正月，清朝派遣官员入藏迎请达赖五世，并写信通知固始汗。此后，清朝又多次派人敦促达赖五世前来内地，达赖五世却一再推托，直至1652年（顺治九年）始成行。
达赖五世迟迟未能成行的原因，与清初政局尚未稳定有关。当时世祖虽已登基，但实权仍在其叔睿亲王多尔衮手中；明室诸王和旧臣，以及李自成、张献忠旧部的抗清势力依然存在；加以蒙古卫拉特四部对达赖五世朝清意见尚不统一，而卫拉特又是黄教寺院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在这样的形势下，达赖五世自然不会贸然决定起程。至1651年（顺治八年）年底，清朝再一次派出迎请达赖五世的官员抵达拉萨，此时全国形势已趋于稳定，世祖在皇室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南方的抗清势力也将被次第削平，世祖已牢牢地掌握对全国的统治权力，于是达赖五世决定了朝清的行期。
1652年正月，达赖五世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自拉萨起程，前往内地。蒙、藏统治阶级为他安排的随行人众多达3000人，包括蒙、藏二族官员，高级僧侣和保卫军队。
清世祖在迎请达赖五世来内地时，并未确定朝见地点。当达赖五世路经青海、宁夏向内蒙古进发时，曾向世祖提出在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或代噶（今内蒙古凉城县）朝见，请世祖决定。可见达赖五世原想在内蒙古某地完成朝清使命，就近会晤内外蒙古各部的领袖人物，并无进京初衷。
世祖曾有亲赴内蒙古与达赖五世相见的考虑，他担心如果自己不去内蒙古，达赖五世与内外蒙古各部领袖会晤后径返西藏，便会影响到卫拉特、喀尔喀蒙古诸部对清朝的归顺。满大臣大都附和世祖的想法，但汉大臣则多持反对意见，认为皇帝乃“天下国家之主”，殊无必要亲赴内蒙古，可由皇帝派诸王大臣一人，专迎达赖五世轻装进京，去时多带金银，厚予赏赐。世祖最后作出决定，派遣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去内蒙古迎请达赖五世进京。此时达赖五世也改变初衷，决定只带少数随从进京朝见世祖，大批随行人员则暂留内蒙古待命。
1653年（顺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达赖五世抵北京。世祖在南苑会见、赐坐、赐茶、赐宴，待以殊礼，当日，即由户部拨供养白银9万两。达赖五世在北京一直居住在安定门外为他专门修建的西黄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