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产业，向以畜牧、败渔为稼穑。922年述律后谏止阿保机南攻镇州云，“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反映了契丹国初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居首要地位。由于畜牧业的兴衰不仅与经济生活有关，且“滋蕃群牧，务在戢兵”，直接对其兵力的强弱，国防的巩固有影响，故契丹统治者建国后在积极引进汉族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推进本民族农业发展的同时，亦未放松对畜牧经济的发展。
1086年（大安二年），道宗耶律洪基因马匹“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升爵，可见其对畜牧业重视的情况。
畜牧生产有公养。私养两种。公养即所谓“群牧”，契丹国设有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下设太保、侍中、敞史等官员管理群牧生产；私养即契丹部民的家庭畜养。畜牧业的全面发展情况，时人没有留下记录。从上述仅官马一项就达到100万匹，可见官养和私养的羊、驼、牛、猪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特别是作为契丹人肉食的羊，数量当在马匹之上。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有两个因素应该谈到：掠夺邻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属部、属国的纳贡。阿保机在建国前攻克河东、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驼、马十余万。建国后，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919年北伐乌古部，掠得“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后来，由于周围诸游牧部族均先后被征服，通过战争掠夺变为从纳贡中获得。规定东丹国年贡马1000匹，女真、直不姑等10000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20000、匹，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俪等各300匹……契丹统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们是从来不放过掠夺牲畜的机会的。如圣宗时，耶律斜轸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马20余万匹。上述获得的牲畜，被置于群牧司喂养。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从建国至圣宗时一般讲来是比较平稳的，后来有过起落。影响畜牧业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辽朝由盛转衰，国有群牧管理松弛。道宗时，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经过整顿后，牲畜才“岁以蕃息”。二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牧场缩小，1075年（辽大康元年）耶律乙辛请赐牧地，时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说过，“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三是暴风雪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死亡。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几次是在1082年（辽大康八年），因大风雪，“牛羊多死”。次年四月，又因大雪，“马死者十六、七”。肖陶苏斡在辽道宗乾统年间任漠南马群太保，因“大风伤草，马多死”，被免官。由于契丹人经营畜牧业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马“蹄毛俱不剪剃”，未越过自生自长阶段，无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业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三、四时捺钵制
契丹国既有皇都，亦有五京之制，然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却巡幸于四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皇都和五京是宰相以下官僚处理政务特别是汉民政务的地方，为契丹族有国以后政治管理的一大特色。形成这种游牧式政治管理体制的原因，是其游牧经济决定的。如前所述，游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生产，在契丹国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处在游牧阶段的畜牧业，与农业、工业生产不同，它不需要固定点，相反，经常的流动是这一生产赖以存在的前提。当国家建立后，在畜群随水草转徙，牧民常年跟随牲畜转移而“迁徙不常”的情况下，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的处理如何与这种经济生活相适应，是契丹贵族建国后需解决的一大课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取了适合其游牧经济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模仿中原王朝建立都城，并在设置州县的同时，逐步建立了五京，完备了当时国家应具有的行政建置；另一方面，始终重视契丹民族的现实，未脱离其“生生之资，放是乎出”的游牧生活，坐在皇城宫阙里处理政务，采取了四时捺钵制形式，在捺钵中决定军国大政方针。
捺钵，契丹语，亦写作纳拨、纳跋、纳宝、剌钵，意为行营、行帐、营盘，为契丹国君主出行时之行宫或叫临时居住处，犹汉语之称行在所。关于四时捺钵的时间、地点和行动之目的（内容），《辽史》等均有较详细记载，下分述之。
时间：按常规，正月上旬，契丹君主的“牙帐”从冬捺钵营地启行，到达春捺钵地约住60日。四月中旬“春尽”，牙帐再向夏捺钵地转移，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到达目的地后，居50天，约在七月上旬或中旬，又转向秋捺钵地。当天气转寒时，则转徙到气温较暖的冬捺钵地“坐冬”。契丹君主“每岁四时，周而复始”，巡守于捺钵。显而易见，捺钵实力契丹朝廷临时所在之地。
地点：史载的四时捺钵地，为圣宗朝已成定制的情况。在此以前的太祖至景宗五朝，每朝都不尽相同。定制后的春捺钵地主要在长春州的鱼儿泺（今洮儿河下游之月亮泡）、混同江（指今松花江名鸭子河一段，），有时在鸳鸯泺（今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东南黄旗海）；夏捺钵地在永安山（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东境）或炭山（今河北省沽源县黑龙山之支脉西端）；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察哈木伦河源白塔子西北）；冬捺钵在广平淀（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
内容：春捺钵为捕天鹅钩鱼及接受生女真“千里之内”诸酋长等的朝贺；夏捺钵是避暑，与北、南面大臣议国政，暇日游猎；秋捺钵主要是入山射鹿、虎；冬捺钵是避寒，与北、南面臣僚议论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并接受北宋及诸属国的“礼贡”。契丹君主四时捺钵不完全是为了玩乐，也不是汉人眼里的所谓“四时无定，荒于游猎”，而是把游牧民族“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畜牧的生活习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从冬捺钵除“会议国事”和外交活动外，还“时出校猎讲武”，可以认为，契丹君主捺钵中的渔猎活动，无疑另有目的，即以亲身之示范，教育其族众不忘立国之资的铁马骏骑本色，保持一支能纵横驰骋的劲健骑兵，以与中原王朝抗衡。所以后来靠“骑射”建立的金、元朝亦有捺钵之制，清朝则有木兰秋猎之习。
四时捺钵制的政治管理并非杂乱无章，对于契丹等游牧、渔猎民族来说，在游牧、渔猎迁徙中议事，处理公务，是其古老的传统，游牧经济所要求的，有问题反倒能得到及时处理；对于生活习俗不同、又居于契丹国境内汉人的管理，又创造了一套相适应的变通办法，即每当契丹君主正月上旬从冬捺钵地起行时，掌管汉人事务的最高机构汉人枢密院和中书省，唯择宰相1员，枢密院都副承旨2员，令史0人，中书令史人，御使台、大理寺选1人随从，余宰相以下官员则返回中京（治所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居守，处理汉人事务。契丹君主还为了他们既能及时处理一切公务，又不致专权，规定人事变更，只给他们文官县令、录事以下的变动不需“奏闻”权，对县令以上官僚的升迁，只能“行堂帖权差”，决定权握在皇帝手中，即所谓“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对于关系安危的武官变动，则必须“奏闻”。
四时捺钵制是契丹人有国后的一种创举，它既未改变游牧、渔猎经济政治管理的传统习俗，又能对定居的汉人进行有效的管理。
四、南北面官制及地方州县制与部族制并存
为适应对从事游牧初农业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居民的管理，“因俗而治”，职官的设置采用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套官制体系。北面官为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系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分而治之是为了建立“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蕃汉分治”而又一体的政权，但北面官是统治重心，契丹国的统治大权集中在北面官手中，是辽朝政权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北面官，中央一级设立北。南枢密院等14个机构。其中，枢密院、宰相府、大王院、宣徽院又分北、南，共占8个。此北南之称，因其牙帐（官署）居皇帝宫帐北南而得名，职责虽各有不同，但均为管理契丹部族、属部、属国之军政事务的，与北面官、南面官之北南性质迥异。北面官虽为统治契丹及北方诸游牧、渔猎民族而设立的一种特殊制度，但从执掌上看，实也吸收了唐与五代官制的内容、即北枢密院视兵部，南枢密院视吏部，北、南二大王院视户部，夷离毕院视刑部，宣徽北、南院视工部，敌烈麻都司视礼部，北、南宰相府总领其事。可见，北面朝官虽无六部之名，却有六部之实。由于北、南宰相府处于佐理皇帝军政要务的中枢地位，故规定北南宰相分别只在国舅五帐和皇族四帐中“世选”。北南宰相府地位和选相的规定，是契丹国前期的情况，后来有变化。地位的变化，主要因与宰相府同为决策机构的北、南枢密院，最初在宰相府之下，即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不理民”；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不主兵”。或谓约在圣宗统和年间，枢密院成了全国最高的统治机构，总揽全国军政大权。选相规定的变化，自世宗朝汉人韩延徽为南府宰相，打破皇族为南府宰相的“旧制”后，景宗、圣宗、兴宗、道宗等朝，先后担任北、南宰相的汉人有室防、韩德让、杜防、杜公谓、姚景行和王棠等人。特别是圣宗朝，在耶律斜轸死后，韩德让拜大丞相，总领二枢府事，契丹国的军政大权全握在其一人手中。
北面官系统的地方区划与官吏，采取的是部族制。即对契丹诸部及被征服的诸游牧、狩猎民族维持原有的部族制不变，成立大王府或王府，亦可称国；以原有的酋长为首长，称大王或节度使等；平时只纳贡，战时听从调遣即可。
南面官的分设，起于阿保机任命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时。耶律德光得燕云十六州后，用唐制设官分职，南面官系统的完善则在世宗耶律阮朝。南面官多用汉人，亦杂以契丹人。朝官设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汉人枢密院，三省（中书初名政事省、门下、尚书）、六部（吏、兵、工、礼、虞、□），还有台、院、寺、监诸机构之设。其中，真正管事的最高南面官，是汉人枢密使和中书省的宰相；象三师、三公是因人而置或一时暂设，有的还只偏设于一地，亦不固定，故南面官有不少职位是有名无实。
南面官系统的地方行政区划，有州、县两级。全境皆有，主要设在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汉人地区，渤海人集中的辽东地区。州根据其大小和位置重要程度，分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刺使五级，实行军政统一管理，州名和军名并用。县设县令。
此外，辽代还有一种头下军州，是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随皇帝出征俘掠汉人和渤海户而设置的，共有16个州，大多在辽西地区。从形式看是州县制，而实质则是诸王、外戚、大臣、公主的私人领地，因为州官除节度使外，“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辽朝为了巩固统一和加强对各族的统治，还在各地设有不同级别的军事机构，如西北路招讨司、西南路招讨司、乌古敌烈统军司等。
第三节契丹人与汉人、党项人的关系
一、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抗争
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关系，大体以北宋建立可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里，约以契丹国建立前后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立园前，契丹贵族为了求得民族发展和维护民族尊严，对中原王朝和割据的汉族政权，是“时服时叛”或相互争夺；立国后，正值中原各族称霸自立，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使聘往来。相互利用。在后一时期里，以“澶渊之盟”为界文可分为两个阶段：盟约订立前，契丹贵族为抗击宋统治者北进，争夺中原领导权、多次与北宋兵戎相见；盟约订立后，双方基本上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往来。
契丹显贵与汉族统治者第一次发生大规模对抗，是在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时为松漠府都督的契丹酋李尽忠，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数侵侮其下”，率众杀赵文翙反唐，自号无上可汗。唐武则天发重兵镇压，经过一年多鏖战，虽将此次反叛镇压下去，但契丹人转附突厥（后为回纥），自此对唐王朝时叛时服。唐末，中国北方出现河南朱温、河东李克用（沙陀族）、幽燕刘仁恭三大军事集团相互争夺。在多边角逐中，契丹贵族与李（克用）保持等距关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对朱（温）、刘（仁恭）两个汉人统治集团，采取远交朱温近攻刘仁恭，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907年朱温建立后梁遣使通告契丹，阿保机即“遣使者袍饬梅老聘梁”，据统计，自907—923年16年中，双方使节往来达21次之多。
朱温建立后梁不久，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在五代十国时的半个世纪里，契丹贵族除以良马厚赂后梁“以求册封”保持良好关系外，还与吴越、吴、南唐、闽、荆南和楚，先后均有交聘，而以与吴越和南唐为最多，与吴越来往凡14次，与南唐有48次之多。由于耶律德光曾一度称霸中原，吴越还曾奉辽的正朔。951年汉人郭威建立后周，虽与契丹为近邻，然由于先与后蜀、南唐争战，无力北顾，而契丹当时又是不亲国事的“王”穆宗耶律璟当政，故起初双方是友好相处。但是，双方各有打算，即契丹企图通过支持沙陀人建立的北汉以遏止后周发展，在政治上保持霸主地位，而后周则想解除北进后顾之忧后再图恢复中原失地。因此，当周世宗柴荣对后蜀、南唐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遂于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四月，北攻契丹，取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五月又取流州，自此双方进入敌对状态。旋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契丹贵族则是与北宋王朝的争夺了。
960年宋朝建立后，对统一大业采取的是先南后北的方针。尽管契丹自975年（宋开宝八年）起多次遣使聘宋，但宋太宗赵匡义于978年统一了南方大部分地区后，次年（宋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即宣告北伐契丹支持的北汉。五月灭北汉后，六月亲率大军发动对契丹的战争，开始了北宋统治者与契丹贵族的争夺。自此至“澶渊之盟”和约签订，北宋为夺取幽蓟，实现南北统一，向契丹发动了2次大规模进攻；契丹也主动进攻北宋4次。
宋对契丹的2次进攻：宋太宗在灭北汉后，乘契丹无备，挥戈东征，企图一举攻克幽州（辽南京，今北京市），夺取燕云十六州。宋兵进围南京城，契丹军在高梁河与宋兵激战，结果宋兵被斩“万余级”，丢失兵仗、器甲、军粮、货币等不可胜计，宋太宗“仅以身免”，奔涿州（今河北省涿县）“微服乘驴车，间道而走”。986年，宋太宗又分兵三路向辽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契丹以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和蒲领分别率师抗击东、西、中三路宋兵，辽圣宗和承天太后也亲赴前线督战。宋由于部署和指挥失宜，又以失败告终。
两次失败使宋统治者对契丹不再主动进攻，但尚未完全放弃夺取幽蓟的想法。而契丹人认为，“自是宋不敢北向”了。
契丹贵族对北宋的进攻：宋兵在高梁河之役溃败后，辽景宗耶律贤为“报围城之役”，连续3次发兵攻宋，想试图统一南方。当年（979年）九月，景宗以耶律沙为监军，命耶律休哥、斜轸和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大举南伐。十月在满城（今河北省满城县）与宋兵交战，宋以诈降大败辽军，辽损兵折将，溃败而归。景宗耻于满城之败，次年又亲率大军南征，遭到宋军顽强抵抗，不得不“班师”北返。
981年，辽又兴师“南伐，战不利”，被迫还军。
辽宋攻战表明，双方力量皆自守有余，攻人不足，妥协势在必行。辽圣宗和承天太后在韩德让等的辅佐下，采取了以战迫和的主动行动。
1004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以“举国”之师大举南下。畏敌如虎的宋真宗赵恒在主战派寇准等劝促下虽身临前线，却坚欲遣使议和，并云年给契丹的馈赠“虽百万亦可”。于12月在澶州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和议主要内容：（1）宋每年给辽助军旅之费，绢20万匹，银10万两；（2）宋辽约为兄弟国，辽主年幼，以兄称宋主；（3）仍以今拒马河（白沟）为界，各守疆界，不得交辰。
澶渊之盟后，尽管契丹贵族认为“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但也认识到对宋不能“妄动”，所以至辽亡的100多年间，辽宋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其间曾发生辽要挟宋“割关南十县地”之边界纠纷，由于宋以岁增银10万两、绢10万匹相报，终未再动干戈。
二、契丹、党项贵族间的相互利用
契丹建国时，党项诸部据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和陕西省北部地区。阿保机西征，党项族是其掠夺的对象之一。耶律德光子石晋，称霸中原，党项酋李彝兴曾一度受辽封为“西南招讨使”。
982年党项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位征战，袭位的李继捧因与“诸父、昆弟多相怨”，次年亲率族人朝北宋，要求留居不归。继捧族弟李继迁因而“叛宋”，出奔至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北白城子）东北150公里之地斤泽。宋兵侦知其所在后遣军讨之，继迁力求得生存和发展，开始了契丹和党项贵族间相互利用制宋，以致后来形成辽、宋、夏鼎立局面。
李继迁投靠契丹在986年（辽统和四年）二月，他时据有银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横山县境）等地，辽圣宗即授之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有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等官爵。不久，宋军第二次向辽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但又被击溃，李继迁看到了契丹国的强大，向辽求婚，以求得契丹人的保护。辽圣宗封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女为义成公主以许之。此后，契丹、党项贵族间有过两次通婚。通婚联姻，是契丹、党项贵族间维系臣属关系，借对方之力遏止宋王朝的手段之一。
990年（辽统和八年），李继迁以攻克宋麟、鄜等州遣使告契丹，圣宗即派专使往封继迁为夏国王。西夏成为辽朝的属国自此始。党项贵族认识到，宋进攻契丹发动的两次大规模战争虽遭惨败，但契丹对宋发动的几次报复战争也多以失败告终，面对这种势均力敌的角逐，原来以宋为敌的党项贵族，虽主要依靠契丹贵族与宋抗争，但为了不完全受辽控制，利用矛盾发展自己的势力，也向宋纳贡，接受宋的册封。如995（宋至道元年）正月，契丹大将韩德威“诱”党项人犯宋边境，当德威惨败仅以身免后，不久李继迁即派左都押衙张浦以良马、橐驼贡献于宋。旋宋又进攻党项，李继迁在粉碎了宋军的进讨后，又于998年春上表宋廷，表示归顺，并接受了宋真宗授予的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的官职。其后的党项贵族，大多也采取这种两面外交的手段。
1031年李元吴为夏国王，他是党项族中一位具有政治远见的卓越领导者，1038年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自此形成宋、辽、夏三国鼎立局面。西夏虽是鼎立中最弱的一方，然亦已羽毛丰满。由于元吴奉行扩张政策，引诱契丹境内的党项部落反叛，与契丹贵族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导致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和1049（重熙十八年）辽征西夏的两次战争。因辽始终把北宋看作大敌，西夏又屡与北宋发生争战，并使宋在与西夏交界的千里防线上驻扎了40余万军队，故契丹贵族对西夏的征讨是有节制的，一旦西夏主向其“请罪”、“进降表”，即班师，又恢复旧日的亲密关系。所以旧史中，屡提及辽在西夏与宋的冲突中，总是站在西夏一边，或为其向宋“请和”，或遣使于宋“为夏人求还侵地及退兵”。但由于“澶渊之盟”后契丹与宋约为弟兄国，有时亦制止党项贵族的轻举妄动。如1043年，元昊遣使于契丹“请代宋”，因辽“不从”而罢；。综观有辽一朝，辽与西夏尽管有两次冲突，但契丹贵族始终没有放弃利用和支持党项贵族以牵制北宋，使宋军无力北伐；而党项贵族亦依恃契丹贵族，与北宋相抗。正是有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故到契丹国行将灭亡之际，还出现过西夏国主李乾顺先率兵助辽抗金，后又遣使请西逃的辽天祚帝“临其国”。
三、契丹人与汉、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