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土司多处在边疆地区，又负有守土之责，所以土司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有过特殊的贡献。边疆地区的土司无论中央王朝内部发生过多么严重的分裂、混战、甚至改朝换代，还是边疆地区遭受外敌入侵蹂躏的时候，边疆地区的上司都是站在国家的统一立场来保卫边疆领土、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明朝万历初年，缅甸国王莽瑞体率兵侵入云南德宏地区，明朝陇川傣族土司多士宁就不惜以全家性命来保卫边土，拒不降缅。明朝永乐年间，木邦宣慰使罕宾发多次拒绝缅甸那罗塔的诱叛，并向明朝廷表示效忠，愿意共同抗击那罗塔，从而得到明王朝的嘉奖。1834年（道光十四年）缅甸木梳王朝蛮横地强迫车里宣慰使刀正综侍奉缅王，刀正综以身为清朝宣慰使，予以坚决拒绝。还有明朝嘉靖年间，曾征调广西俍兵、湖南永顺和保靖宣慰司土兵前往浙江沿海参加抗倭斗争，广西田州土司妻瓦氏“请于督府，愿身往”。率兵前往，在王江泾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上述土司在维护祖国统一和保卫边疆领土的斗争中作过特殊的贡献。
（二）土司制度的消极影响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统治措施，就其本身来说不如内地的政治制度先进，有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因而对南方各民族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消极影响就更加明显。
第一，造成土司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元、明、清中央王朝在建立土司制度的时候，就将“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企图贯彻其中，往往利用甲地土司去对付乙地土司，或者将大土司化分为小土司，让各土司互相对抗，互相仇杀，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国家以夷治夷，不尽统以汉官，授之冠带，列之等级，然又严承袭之规，示大一统之义，所以制之甚详”。又有“大抵夷狄仇杀，中国之利”。“中国之形，惟以夷攻夷，是为上算”。“中国有四夷之患，势在以夷攻夷，使之自毙”。这种“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之策在土司之间造成严重的对抗和隔阂，彼此征战、仇杀，破坏了土司地区的安定，特别是土司制度的后期，土司之间争战不息，给各民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第二，土司制度在后期阻碍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保留原来的奴隶制、农奴制生产方式为出发点的，土司世代世其土世其民，对土民形成为一种人身占有关系，“主仆之分，百世不移”。土民被束缚在土司的土地之上，人身处于不自由的地位，因而生产积极性不高。特别是当封建地主经济因素传入士司地区后，土司为了维护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千方百计限制和抵制地主经济因素的成长和发展，这就阻碍了土司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土司对土民的私占横征、肆意苛索，“土司贪纵淫虐者，百姓至死不敢贰”。弄得土民贫困不堪，更无发展生产的兴趣。
第三，由于土司制度固有的分散性、封闭性、保守性，造成各土司各自为政，致使土司地区原有的落后社会残余长期存在，形成各土司之间的闭关锁国，与外界缺乏应有的联系，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传入受到了限制，使土民长期认识不到土司统治剥削的实质，从而使适应土司制度的奴隶制和农奴制长期延续，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土司制度所产生的敝端，使土司制度固有的落后性更加突出，因此废除土司制度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节南方各民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及抗倭斗争
一、苗族起义
在元朝统治下，南方各民族人民深受阶级与民族的双重压迫，多次起来进行反抗斗争。1283—1285年（元至元二十——二十二年）“九溪十八洞”的苗、土家族人民在今川、黔、湘、鄂4省边区一带起兵反抗元朝统治，利用陡险的地形，用竹弩木矢与官兵斗争，最后在元官府的三军合击之下，归于失败。
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贵州中部苗、仲家等族3000多人坚持一年多的起义斗争。
14世纪初元朝调集大军远征八百媳妇国时，“经过八番、纵横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1301年（元大德五年）五月，苗、仲家、葛僚等族人民在雍真葛蛮安抚司土官宋隆济率领下，群起反抗；几个月后，水西土官奢节（蛇节）也起兵响应。苗、仲家等族人民的起义，将元军分割包围于群山之中，官兵缺粮，以致人自相食。“仓惶退走，士兵随击”，造成“丧兵十八九，弃地千余里”。的局面。元朝为了摆脱困境，于次年初只得宣布免征八百媳妇国，并将扰民太甚的湖广行省刘深处死，以图安抚百姓。但乌撤、乌蒙、东川、芒部、普安的苗、彝族又共同起义，使反抗斗争的地区更加扩大。直到1303年（大德七年），元朝在征调数万大军，对义军各个击破，才最后消灭了以宋隆济为首的苗、仲家、葛僚等族的联合起义。在14世纪的后半期，爆发了全国性的反元大起义，湖南西部的苗、瑶族人民在吴天保率领下，于1346年（元至正六年）起兵反抗，先后攻占武冈及辰、沅、叙、靖等州，转战湖北、河南等地。吴天保死后，其所部有的与刘福通领导的农民军汇合，有的参加了徐寿辉领导的起义军。
明朝建立以后，由于派来苗区的文武官员与当地土官狼狈为奸“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加之屯军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骚扰苗民，不断引起苗民反抗。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带旱荒严重、腊尔山苗族爆发起义，明军未能平息。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筸子坪与贵州铜仁府平头司（今松桃县境）的苗族又联合起事，前后抗击明军12万之众，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以后，三次发动征讨麓川之役，大军所经，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二月，邛水（今贵州省三穗县）和清水江苗民首先起义，攻占思州府城。其后，烂土（今贵州省都匀县境）、凯口（今贵州省平塘县境），草城（今贵州省瓮安县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黄平、石阡、思南、龙泉（今贵州省凤冈县）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兴隆苗族韦同烈起事，“围新添、平越、清平、兴隆诸卫”。“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起义形势“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义武装达20万人之众。
1451年春，明军数万进攻，与起义军决战香炉山（今贵州省凯里县境），官军“发炮轰崖后，声动地”。苗王韦同烈被俘，香炉山攻破，起义归于失败。其后湘西南芷江、麻城苗民李天保，以城步长安坪为根据地，称“武烈王”（1455）；武罔，城步苗民李再万，称“天王”（1501）；湘西，黔东北苗民在龙麻阳，龙童保领导下（1511）；湘西草子坪（今湖南省吉首市）苗族在龙母叟，龙求儿（1538）与龙许保、吴黑苗（1545）的率领下，发动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反抗。其中龙母叟一龙许保的斗争先后延续了10多年时间，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的战术策略，与明官军进行敌来我去，敌去我来；敌进我藏，敌退我出；敌强我退，敌弱我攻的巧妙斗争。当1548年明朝调集湘、黔、川三省官兵与土司兵16万人，分10路围攻义军两年之久后，苗民起义军却在龙许保率领下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突然出击黔东北，连破麻阳县、思州府，印江县，石阡府，俘获前述二县知县及思州的知府，震惊了官府。最后以龙许保被叛徒出卖而告终。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清平、八番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劫商”、“抢官”，攻打卫所屯堡，以示反抗。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湖西苗民还捣毁禁锢他们的边墙。当李自成义军来到湖北荆州、襄阳等地时，湘西筸子坪一带苗族纷纷响应，进攻当地营汛，杀明军官守备、参将，参加李自成队伍，汇入反明斗争的洪流。
二、大藤峡瑶民起义
大藤峡位于广西武宣勒马至桂平弩滩长约60余公里的峡谷地带，因在弩滩上溯5里处的泉水冲上有一大藤横卧江面，成为两岸群众来往交通要道而得名。以今金秀瑶族自治县为中心，“桂平大宣乡崇姜里为前庭，象州东乡、武宣北乡为后户，藤县五屯障其左，贵县龙山据其右”，“周遭盖六百里”。的大山区，都属于大藤峡地区范围之内。形势险要，在明代是瑶族的聚居区之一，有兰、胡、侯、盘四姓，也有部分僮人、伶人居住在内。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是明朝的正统、嘉靖年间，当时东南沿海有倭寇侵扰，北方有鞑靼南下，加上黄河决口，淹地1500余公里，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尖锐。
1442年（正统七年）大藤峡瑶民因田州士兵在此屯种，进行占田，阻其出入，故在兰受贰率领下开始斗争。但被千户满智等诱杀。景泰年间（1450—1456）瑶民侯大苟高举义旗，队伍很快扩大到1万多人，影响波及两广的高、廉、雷、肇、韶、梧六府地区。
1465年（成化元年），明将韩雍率官兵16万，分5路转攻大藤峡，年底时起义军退守九层楼山巅，廖战数百回合，终于全军覆没牺牲。时“峡中有大藤如斗，延亘两崖，诸蛮皆缘之以渡，至是斩峡藤断之，名断藤峡”。
侯大苟起义军失败的次年，侯郑昂等集合起义军遗部700多人，在深夜攻入浔州府（今广西省桂平县），“焚军营城楼，夺百户所印三颗”。显示瑶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这3颗百户所铜印，已于1972年在桂平县蒙圩乡铜锣塘屯头渡坝口的山坡上出土，颗重0.88公斤，7公分见方，文曰“浔州卫中千户所百户印”，为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所造。这一文物的出土是大藤峡瑶民起义取得胜利的见证。在此情况下，明朝决定在大藤峡附近设立武靖土州，以上隆州岑铎管事，在峡内及邻近要隘设立巡检司、千户所多处以加强统治。
1516年（正德十一年）两广总督陈金与瑶民订约，“商船入峡者，计船大小给之鱼盐，蛮就水滨受去，如榷税然”。陈金以为此法可行，遂将断藤峡改名为“永通峡”。但不久，江道依然不通，当时浔州人歌谣讽刺说：“永通不通，来葬江中。谁其作者？噫，陈公”。成为一个受嘲讽的民谣。
1528年（嘉靖七年）大藤峡南部又继续爆发反抗斗争，两广总督兼巡抚王守仁率2万军士进行镇压，并委田州土官岑猛之子岑邦佐到武靖土州为知州，使其就地镇压大藤峡瑶民。1537年（嘉靖十六年）因武靖州土目杀害起义首领侯胜海，占夺瑶民田产引起瑶民激愤，在侯胜海之弟侯公丁领导下，攻破弩滩堡，杀戍兵200多人。但侯公了不久即被诱杀。为了彻底镇压延续达100年左右的大藤峡瑶民起义，明朝遣派侍郎蔡经，副使翁万达，参议田汝成等于1539年率军50000余，以左、右两军，左军分6道，右军分4道，南北夹击，合围征剿大藤峡地区。在大肆屠杀之下，瑶民退居深山，或迁各地，起义归于失败。
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以后，田汝成曾向总督府献策7条，用以加强对大藤峡地区的善后及统治之用。这7条措施即：“编保甲以置新民，立营堡以通江道，设备御以控上游，清狼田以正疆界，改州治以占屯所，处疑兵以慎边防，榷商税以资公费”。得到蔡经的采纳施行。大藤峡瑶民起义显示了瑶族人民坚忍不拔的精神，也对后来大瑶山地区瑶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俍、土人、苗、瑶各民族人民参加的抗倭斗争
从明朝初年起，日本的土豪、浪人常常勾结我国海盗来沿海骚扰，沿海人民十分痛恨，称之谓“倭寇”。与此同时，朱元璋灭方国珍、张士诚的残部也亡命海上，与倭寇勾结。东南沿海闽、浙大姓、奸商，土豪也勾通倭寇，非法贸易、获取暴利。“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一些海盗流氓还穿倭服，挂倭旗，四出杀掠，气焰嚣张。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的活动，严重破坏了沿海人民生产，生活安全。明朝一面以俞大猷、戚继光率官军前往征讨，一面又征调广西俍兵、湘西土兵到东南沿海参加抗倭斗争，广西狼兵的组成除俍人（壮族）以外，还有苗族在内。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田州土官妇瓦氏接征调令后，因曾孙岑大禄年幼不能指挥军事，特请示广西都督府，以女官参将总兵身份率田州以及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的士兵共6800多人，于次年三月来到浙江抗倭前线。与此同时，湘西永顺宣慰使彭翼南率土兵3000，致仕宣慰彭明辅领报效土兵200，保靖宣慰使彭草臣带土兵3000，自备粮食，奔赴苏州，松江地区抗倭。在俍、士兵出发之前，都曾慷慨陈词，以示决心。瓦氏夫人说：“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永顺、保靖土司都举行隆重仪式鼓舞士气，并共同盟誓，以示报效祖国的忠忱。
在狼兵到达抗倭前线后，瓦氏以“我自备军粮，不效尺寸（指建功立业），何以归见乡党”。因此在战斗中，俍、瑶族土司兵个个奋勇争先，勇敢作战。有次在松江地区狼兵20人为贼兵200人所困，但他们奋力杀敌50多人，俍兵牺牲6人，还单骑逐敌，紧追不放。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瓦氏在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县）先后分别救出受包围的总兵俞大猷和白都司。“至是，瓦氏勇猛，始为敌人所畏服”。在距浙江嘉兴北15公里的王江泾战役中，总督张经以浪兵配合官军，分中、西、北三路近击倭寇，与永顺，保靖的士兵共同作战，一举歼敌近2000人，“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王江泾大捷扭转了抗倭以来的被动局面。永顺土司彭翼南、保靖土司彭荩臣各获明朝赐三品服饰，士兵官兵也获嘉奖。此后，俍、土兵又在陆泾坝再次作战获胜，斩倭首300余级，焚毁倭船30余艘，明廷诏封瓦氏为二品夫人，赐岑大寿、大禄各银20两等。江浙沿海百姓也给以高度赞扬，流传有“花瓦家，能杀倭”。的俗谚。
俍、土兵纪律严明，有自己独特的战术。史载瓦氏兵“泊胥关月余，驭众有法度，约所部不犯民间一粒”……说瓦氏“以妇人将兵，颇有纪律，秋毫无犯”。在作战时，广西俍兵以7人为一伍，各伍独立作战；每伍中有4人专事击刺，有3人专事割首，以便请功领赏。冲锋时，一人向前，同伍的左右人都大呼夹击，予以支持。一伍向前，则左右各伍都予以支持，全队密切配合，并以执枪者居前，执弩者守卫于两侧，形成尖刀式队形，发挥长短兵器的作用，而湘西士兵则每司设24旗，各有旗头，临战时，排成铁塔式序列，即以一人居前，其后以3、5、7人横列4、5排，其余士兵则于阵后呐喊助威。前列伤亡，后排递补，既要各旗独立作战，又可各旗互相配合协同。进则队列整齐，退则井然有序，攻者无往不胜，守则坚不可摧，这是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战斗经验。尤其是土兵的“钩镰枪弩之技”，可以制服善于近战的倭寇，“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制之者，惟湖广兵的钩镰枪弩之枝”。明官府在招募民兵中，择其勇敢者，按照俍、士兵办法编队，着其衣，习其技艺，进行训练。抗倭名将戚继光的鸳鸯阵法就是在学习土兵的作战阵法基础上演练而编制成的。
在抗击外来侵扰、保卫沿海安宁的共同战斗中、俍、瑶、土人、苗族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云南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进入云南，此后在蒙古贵族统治下的云南各民族人民，大量土地被蒙古军队辟为牧场，众多的人口被虏掠为奴，直到1283年元朝统治者还发布“禁云南权势多取债息，仍禁没人口为奴”。的禁令。元朝派到云南的官吏又加重对云南各民族人民的剥削，“凡入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并屡增赋税，大肆搜括民财，作为军费，因此引起云南各民族人民反抗蒙古贵族统治的斗争。
1264年（至元元年）滇东焚人舍利威号召滇东、滇中各民族人民起来反抗蒙古贵族的统治，“舍利威结威楚、统矢、善阐及三十六部诸爨，各杀守将以叛”。首先起义，接着滇东各爨部相继响应，形成了30万之众。的起义大军。起义者打败了善阐守军，很快占领善阐，继而又在威楚打败了大理总管信苴日的进讨军，起义军占领了威楚，随后起义军攻下了统矢、新兴（玉溪）、石城（曲靖）和寻甸等城。蒙古统治者鉴于起义势力的强大，便与大理白族段氏封建领主联合起来对起义军进行疯狂的镇压。起义军在威楚受挫，统矢被攻破。为了扭转局面，舍利威于1264年秋亲率10万大军准备进攻蒙古贵族在云南的统治中心大理。但是起义军主力在安宁战役中失败，接着善阐、威楚、新兴等城又相继被攻破，使舍利威不得不率余部退入山箐，重新聚集力量准备再度起义。11年后（1274）舍利威再度起义。但由于中了奸计，舍利威被混入商旅中的奸细刺死，起义失败。元初舍利威领导的起义是蒙古贵族统治云南初期遭到最强烈的反抗，起义势力摧毁了滇池地区的封建农奴主势力，同时也迫使蒙古贵族改变了一些游牧民族的野蛮统治方式，使封建地主经济在滇池地区发展起来了。
1301年（大德五年）因元朝统治者派兵征讨八百媳妇国（今缅甸南掸邦至泰国清莱府、清迈一带）引起云南各民族人民的反抗。当年五月，元将刘深率领征八百媳妇国军队2万人到达云南行省的顺元路（今贵阳市），沿途苛派，派粮征夫，“民疲于馈饷”，还向水西（今贵州省黔西、大方、织金一带）彝族首领蛇节强征金3000两，马3000匹。又令云南官员征调云南各族人民马1万匹。致使人民苦不堪言，死者累累，“驱民转饷溪谷之间，一夫负米八斗，率数人佐之，数日乃达，死者亦数十万人，中外骚然”。云南各族人民因不能忍受元朝统治者的苛掠，纷纷奋起反抗。顺元土官宋隆齐还与水西土官蛇节联合，共同起兵，攻占了杨黄等寨。不久，又出兵进攻贵州（今贵阳市），并将刘深及官军围困在山谷之中。接着滇东北的乌蒙、乌撤、东川、芒部，滇中滇东滇南的曲靖、武定、威楚、临安、广西（今云南省师宗、弥勒、沪西、邱北诸县）的彝、白、哈尼等族人民并起响应。滇西的“金齿百夷”也“相率不输赋税，戮杀官吏”，反对征缅蒙古军队。车里（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并联合八百媳妇国共同反抗元朝军队。刘深所率领的2万蒙古征缅军被蛇节“困于穷谷”，首尾不能相救，大部分被反抗者消灭，“存者十不一二”。但是由于反抗斗争极为分散，没有统一的行动，也没有重点打击的目标，因而不久便被元朝统治者用分化诱降和集中镇压宋隆齐、蛇节两支起义军主力的策略所瓦解，顺元部分土官动摇投降，反抗遭到失败，蛇节被杀，宋隆齐逃遁。整个反抗元朝统治者征讨八百媳妇国的斗争最终失败了。
元朝统治云南后期，由于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斗争，加之天灾连年，灾民增多，民多失业，田地又多被“僧道及豪右隐占”，大量重额地租和赋税加在农民身上，迫使农民丧失大量土地，而元朝统治者和云南地方封建领主、地主又加重剥削，导致各民族人民不断进行反抗。1305年（大德九年）罗雄州彝族阿都龙少为首的起义军联合广西路（今云南省沪西县）、普安（今贵州省普安县）彝族人民共同反抗，反抗斗争波及到滇东、黔西等地，云南行省右臣汪惟出兵镇压，被反抗群众打败。元朝派云南平章也速带而领兵万人前往增援，才将反抗镇压下去。大理各族人民也曾数次起义，1310年（至大二年）大理各民族联合丽江等地人民起义，1324年（泰定元年）大理护子罗地区人民起义，1325年（泰定二年）大理与云龙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是生动的例证。1318年（延祐五年）永昌南窝蒲蛮阿都众、阿楼艮等也领导人民，烧劫豪强，“杀镇将、夺驿马”。但反抗斗争不久被云南省参政汪申镇压下去，汪申对反抗群众进行了残暴的屠杀。但在第二年（1319）永昌蒲人又在阿八刺的领导下起义。
1322年（至治二年）蒙化州高兰神场落落摩火察火头过生琮又联合庆甸蒲蛮火头阿你通起义，进攻镇南州定远县（今云南省牟定）。
1327年（泰定四年）庆甸蒲蛮阿益你又再次起义。1342年（至正十二年）金齿百夷的思可法也起来进行反抗，反抗斗争一连进行了5年，一度还占据了麓川、平缅等地。总之，斗争不断发生，几乎遍及云南各地，参加反抗的群众差不多包括了云南的各个民族。这些反抗斗争使蒙古贵族在云南的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促使其在云南直接统治的地区逐步缩小到中庆路和滇东的一部分。
在明朝统治云南时期，特别是明朝统治云南的后期，因赋税越来越重，“赋重役繁”，以致许多农民丧失了土地，被迫成为佃农。而官吏、地主则互相勾结，乘机大肆掠夺农民土地。沐氏家族也乘机侵占云南人民的大量土地作为“勋庄”（庄田），万历年间沐氏在云南各府、州、县境的“勋庄”达8031顷之多，红河南岸15猛纵横200余公里的地方都被沐氏因为“勋庄”。其他官吏也是“广占夷田以为官庄，大取夷财以供费用”，“跟官小人百样生事，一时纵横取索，椎髓剁肉”。一般地主掠夺农民土地就更为严重。农民丧失土地后便处于破产的境地。贪官污吏更是“横征无度，滥取货材，民不堪命”。因而各族人民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便不断发生。
1507年（正德二年）师宗彝族人民在阿本的率领下起来反抗，云南总兵官沐昆三次派兵镇压，并征调禄劝彝族土司凤英的土兵配合才将反抗镇压下去。1514年（正德九年）弥勒“十八寨”的彝族又在阿寺等人的率领下聚众反抗。明朝廷派何孟春率兵前往镇压，遭到反抗群众的英勇抵抗。反抗群众采取官兵抵达村寨时便转移到山上，使官兵常常扑空。但是何孟春为了邀功，竟杀樵夫首级充数。统治者的残暴，并未使彝族人民屈服，相反反抗斗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
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彝、白、汉等族人民共同展开了反对明朝派到云南的税监杨荣（太监）的斗争。杨荣到云南后，四处派出爪牙，以征矿税之名，“敲索金宝”，为非作歹，“百姓被害者十之九”，“夷汉汹汹”，各族人民忍无可忍，便群起进攻税监衙门，“围内监府，从外举火，入杀太监杨荣，焚烧府第辎重，歼其从役，缢树投井乞死者百数人”。杨荣及其爪牙百数十人均被反抗群众处死。杨荣派到赵州的走卒张文华因敲诈勒索十分蛮横，激起了赵州人民的义愤，也被捆绑痛殴。
反税监斗争后，易门、嶍峨、荞甸等地于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又爆发了彝、汉等族庄户联合反抗沐氏庄主的斗争。斗争坚持了60多年，给沐氏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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