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时的佛儒结合，是其地主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可知，白族地区不但佛教思想浓厚，而且这也是崇拜孔夫子的社会原因了。
五、大理国的分裂割据与“后理国”的建立
大理国建立后，随着白族聚居区生产进一步发展，各地区、各领主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白族各封建主和其它民族的一些贵族领主，经济和政治地位也相应地得到巩固。例如，滇池地区的高氏家族，洱海地区的杨氏家族，就发展成了东、西部的两大霸主，他们同“大理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至发展到同段氏王族分庭抗礼、争夺权力的地步。
1063年，洱海的封建主杨允贤发动叛乱，妄图取代段氏王位。大理国王段思廉在诸侯据地自雄、王室力量极大削弱的情况下，无力对付杨允贤的发难，只好借助东方岳侯高智升（高方的后裔）的兵力，才平息了杨允贤的叛乱。为此，段思廉封高智升为鄯阐（今昆明市）侯，承认高氏在本地区拥有世袭领地权，还忍痛将王室直辖领地的一部分（白崖、茹甸，均在今弥渡县）也封给高氏家族，这进一步促成了段氏统治的危机。
1080年，已经被平息下去的洱海杨氏家族势力，又东山再起。杨义贞发动政变，杀死段思廉，自立为“广安皇帝”。
杨氏家族的复出，危及到其它被封诸侯的地位，于是，高智升联合“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再度发起对杨氏家族的讨伐，灭了杨义贞，复立段氏。但高智升却趁机把势力从滇东伸入到滇西的洱海地区。高智升表面上拥立段氏为王，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布燮”（宰相），坐镇洱海，把东部的滇池地区，交给儿子高升泰经管。高氏遂成为云南东、西部地区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诸侯，并遍封其子孙于“八府、四郡”，除边远地区和三十七部外，几乎全部控制了大理国政权的辖区。大理国的重要官员，也几为高氏豪门垄断，故号称“一门之盛，半于大理”。
1094年，高升泰权柄自擅，以“群臣请立”为口实，废段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
高升泰篡位后，遭到除高氏以外的白族封建主和其它民族部落领主的反对，尤其是靠近高氏领地都阐的“乌蛮”三十七部的强烈反对。他们根本不接受高氏“大中国”的支配。在强大压力下，高升泰在位两年即郁郁病死。1096年，其子高泰明不得不遵照遗嘱，拥立段正明之弟段正淳为国君，重建大理国，史称“后理国”。
段氏虽然复位，但依旧大权旁落，实权仍操纵在高氏手中。高家世袭“布燮”，被封为“中国公”，赏罚政令皆出其门。段氏王位形同虚设。
当自族中的封建主频频进行割据称霸时，其它民族的部落贵族，也纷纷效尤。“乌蛮”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建立“罗殿国”；“些么徒”部统一了滇池东南地区，建立“自杞国”；邛部（今四川省西昌市）的贵族扩充武装，攻劫邻部，“闭其境以专利”，自称“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金齿百夷”的贵族叭真，兼并了周围各部，建立“景陇金殿国”。从而，形成了所谓“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各领地之间的闭关自守，使一些部落首领在所属领地内得以长期保持落后、野蛮的剥削形式，延缓了社会经济发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
六、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
南诏国亡后的第五年（907），唐王朝覆亡，中国陷入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无力顾及西南。
937年大理国建立时，内地仍处于纷争的状态。
960年宋朝建立，并很快成为全国统一的政权，从而为内地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客观上，大理国属下的各民族人民要发展经济文化，必须同内地的汉族人民保持密切联系。
965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大将王金斌率军进入四川，打败了五代十国以降割据西南一隅的后蜀政权，解除了云南与内地之间往来交通的障碍。大理国立即派建昌（今四川西昌市）府主将演习持书牒向宋朝表示祝贺。968年，又向宋朝呈送公文，要求通好。
976年，“大理”首领百万（白王）多次遣使入宋，宋太宗赵灵因而册封其为“云南八国郡王”。
982年，宋太宗命黎州（今四川省汉源县）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国入贡于宋。随着官方正常关系的建立，民间的交往也日趋频繁。黎州边境和峨嵋县西10里的铜山寨，遂成为彝、白族与内地汉族进行商业交往活动的市场。邓部州（今四川省越西县）的彝族以贩马入西川而“仰此为衣食”。
1074年，峨嵋进士杨佐应募出使大理国招买战马，进一步加强了宋朝同大理国的联系。
1115年，大理国王段和誉派遣李紫琮、李伯祥为正副使，携带马380匹，以及麝香、牛黄、细毡、甲胄、弓箭等多种物品，到达开封，诣宋进献，请求册封。翌年，宋朝即封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并举行隆重的册封礼仪，宋朝与大理国之间的藩属关系正式建立。大理奉宋朝正朔，使用宋朝历法，设立了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和官员。
但是，宋朝是一个政治、经济上比较衰弱的王朝。北方和西北被辽和西夏占据，后来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取代辽朝，给宋朝造成更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宋朝政府中的一些大官僚认为，对西南方的大理也必须戒备。他们总结唐朝覆亡的历史经验说：“‘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祸生于无备。汉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这一历史教训，使后来的王朝对北方和西北的“狄”保持了警惕，但却不知道祸患生于没有防备之处；唐亡于黄巢，而祸根却在于调徐州的驻军去桂林戍守南诏。因不能按期调防而发生兵变，才引起农民起义，导致唐朝灭亡。事实上，桂林兵变是唐王朝政治腐败的产物，与南诏对内地的侵扰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由于有这种戒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理国与宋朝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只因急于抵抗来自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进攻，宋朝迫于需要战马（南渡后，宋朝所需战马，更直接仰赖于大理国），才于1133年在广西邕州横山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设置“买马提举司”，专门负责向大理国购买战马。横山寨的马市交易，比之北宋时在黎州边境的交易更加频繁，规模更大。如1136年5月，大理国派人到邕州卖马1000余匹，随行的有6000余人。还携带去大批大理国的土特产品、麝香、胡羊、长鸣鸡、被毡、云南刀和各种药材出卖，购回锦增及诸多的汉文书籍。
1173年，大理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磐若师等人到广西横山寨售马，购回《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本草》、《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初学记》等一大批汉文书籍。大理与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互通了有无，繁荣了两地的经济文化，特别是大批汉文书籍流入西南地区，促进了西南地区诸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二节僮、苗、瑶等民族的出现及其发展
一、僮、仲家名称的出现及僮族社会
随着北方契丹，女真、党项各民族的崛起和吐蕃封建政权的形成与大理国的兴衰，中东南地区现代各民族也逐渐形成。最明显的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僮（今作壮）族及其与有紧密关系的仲家名称的出现，表明这两个民族在当时作为民族共同体已客观存在。
宋人朱辅《溪蛮丛笑》的叶钱序中存五溪之蛮“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的记载，表明在五溪地区一带已有着僮人的存在。《元史·地理志》新添葛蛮安抚司条后载有，“栖求等处仲家蛮”之语，新添葛蛮安抚司为元至元年间置，治所在今贵州贵定县，管辖范围甚广，但“栖求等处”的地望，疑当在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壮（僮）族、布依（仲家）族是同出于古代百越的人口较多的两个民族，僮、仲家名称的出现，是现代壮侗语族各民族开始形成的标志。
僮族来源于唐代的“西原蛮”（亦称“僚”）是古越人的后裔。宋代广西地区的僮族有依、黄、莫、韦、周等大姓。自唐代建立羁縻州峒，“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以降，宋代一依其旧，所设羁縻州、县、峒以在广南西路邕州左、右江一带为最多。据《宋史·地理志》载，左江道领27州，4县，11峒；右江道领17州，1县。依氏主要居住在安平、武勒、思浪、七源等州。黄氏主要居住在安德、归乐、归城、田州等州。莫氏主要居住南丹等州。上述地区至今也还是壮族的聚居地。
当时的僮族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使用富有地方特色的踏犁翻土。犁柄左侧装有短木，以便脚踩使犁入土。踏犁翻土费时费力，翻土5天才有牛犁一天的效率。善于织布，有佳丽厚重的緂，著名的柳布、象布以及轻凉去汗的练子等等。土产生金、银、铜、铅绿、丹砂、翠羽、峒緂、綀布和茴香，果诸药。首领已经世袭，分管各寨，其上总属于“提举”。土官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等，此外还有“同发遣”，“权发遣”等官，为宋朝在羁縻州县袭用的正规官制建置。宋时提举以汉官充任，左江二提举，右江一提举，职责是管辖、约束诸峒酋长与峒丁。据《岭外代答》载，到12世纪后半期时，“官名提举，实不得管一丁，而生杀予夺尽出其酋”，反映出当地地方统治势力还十分强大。
在僮族地区的村寨中，耕地计口分给，除了自己开荒的以外，不能随意典卖，称作“祖业口分田”。知州另有“养印田”。知州以下无印章的，则得“荫免田”。土官的职分田都由峒民无偿耕种，而知州，权州等人则坐享其成，在每个村团中又推一人为长，称作“主户”，其余百姓都叫作“提陀”。百姓家中的壮丁，平时耕作、战时出征，称作“峒丁”，又叫“田子甲”或“马前牌”，是土官统治的武装力量和私人卫队。广西左、右江45溪峒在1065年（宋治平二年）时，每峒以30人为1甲，置节级统率，10甲置指挥使，50甲置都指挥使，总共以峒丁44500人为定额。其后每州多者500人，少者二三百人，土官能指挥的峒丁，总数在10几万人以上。峒丁能吃苦耐劳，善于攀登，武器有桶子甲、长枪、手标、偏刀、山弩、竹箭等等。是一批过着半军事化生活的农民。峒丁中除了提陀民户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战斗中的俘虏和通过买卖所得的人口，使之自相婚配，给田耕种，并教以武艺，世代有隶属关系的家奴，又叫家丁，是地位最为低下的一个阶层。“峒丁有争、各讼诸酋”，若不能决，可上讼至寨官、提举、或邕州都督府。实际上往往“生杀予夺，尽出其酋”。
在封建领主的重重剥削压迫下，广西僮族生活简陋贫困。住的麻阑，又称“干阑”，是一种编竹片为楼板、顶苫以茅草的二层楼房，上层住人，楼下饲养牛、猪、鸡。室内无桌椅床榻，只有一张牛皮为褥席，冬盖鹅毛被，着棉花衣，夏时穿用芭蕉、竹子、苎麻纤维纺织制作的衣服。以手搏饭而食，掬水而饮。
宋代僮族因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依照汉族方块字的构成方式而创制的“土俗字”，日趋完备。土俗字可以表达僮语的语音和语义，夹在汉字中应用，在僮族上层中有了一定的传播。据当时史书记载，其土俗字的形制可举例如下：，音矮，不长之意；，音稳，坐于门中稳的意思；奀，音动，人瘦弱的意思；，音终，人死亡之意；，音大，姐姐之意等。其中除了少数象形字外，绝大部分都是会意字、形声字和借用汉字。从中可以看出，旧僮文土俗字与汉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过长期发展，土俗字也在民间流行，用于书写帐本、契约、情书及记录民歌、写作壮剧等等。据近年来对旧僮文土俗字（古壮字）搜集整理后的统计，包括正体字、异体字在内，共有土俗字1万多个。其中正体字约5000个，说明在汉字基础上创制的旧僮文土俗字已有了相当完备的发展。
二、苗、瑶、畲名称的出现、分布与社会状况
与壮侗语族各民族形成的同时，苗瑶语族的苗、瑶、畲各民族也逐渐形成，明显的标志是苗、瑶、畲的名称都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