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训期间的组织情况，我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在集训期间，一般受训人员都要填表、举行仪式参加“同志会”，有的还要赠剑（阎锡山特制的一种1尺左右的短剑，上面刻有“军人魂”字样），以示器重。
主管这次集训的具体负责人是高级军官王靖国和特务头子杨贞吉。这期间，王靖国另外还组织了一个“同志会”的核心组织——“同志会先锋队”，在集训班里到处拉人。但是，没有听说有一个受训的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被他拉过去的。
这次集训，第二战区政治部和牺盟会都没有参与领导。集训完全是由阎锡山亲自领导，由王靖国、杨贞吉具体负责的。
集训完毕以后，阎锡山还亲自接见了一些人，并发给特别津贴和电台，让这些人和他直接联系。
秋林集训，是轮训性质，所有的中级干部基本上都要受训一遍，每一批大体上是两三个月，一共集训了四五批。从1938年年底开始，到1939年年底基本结束。
1938年1０月，日军攻陷武汉以后，一方面把主要力量放在解放区战场上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山西的新军，一方面以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阎锡山。日本人的“经济合作”、“共同防共”的诱降政策，在全国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分裂、倒退的高氵朝，蒋介石在酝酿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时，并派了一个阎锡山的旧部贾景德回山西和阎锡山联系。为了进一步在内部统一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在组织上、思想上、军事上作好消灭新军、取缔牺盟会的全面准备，阎锡山于1939年3月25日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了师旅长以上的军官，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区干部以及一部分县长、公道团县团长、牺盟会特派员，共计1０7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定名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也就是所谓的“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陈长捷、杜春沂和傅作义的代表陈炳谦、蒋介石的特使贾景德以及阎锡山的政府要员梁化之、薄右丞、邱仰浚、李冠洋、宁超武、周玳、赵丕廉、杨贞吉等外，牺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的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会议。牺盟会方面参加的人有薄一波、续范亭、牛荫冠、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苏谦益、楼化蓬、杜心源、刘岱峰、吕调元、梁膺庸、岳维藩、张国声、张干丞、纪毓秀、黄介（即黄介然）等同志。牺盟会分区负责人和决死队政治部主任也多数参加了会议。
秋林会议可以说是一次集反动势力之大成的反革命会议。会议时间拖得很长，约3个月左右。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我简直想不出有什么具体内容。每天开会都是阎锡山往那里一坐，说些闲话，有意识地引起讨论，那就是旁敲侧击地要大家思想上准备投降日本，动员他的力量尽快地消灭牺盟会与决死队。有一次阎锡山在大会上说“现明明白白要下大雨，应该准备雨伞，但是有些人就是硬说不下雨。”这话显然是针对牺盟总会几个人说的。因为在这次讲话之前，阎锡山在小会上问过我们，“如果共产党投降了日本，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共产党不会投降日本，我们不必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阎锡山在小组会上对我们的正面回答很不满意，于是便在大会上从另一个角度提同出一性质的问题叫大家讨论。
又一次阎锡山在大会上说：“我们应该准备的事就要抓紧准备，我最讨厌那些沽名钓誉的人害死人，害了他自己，还要害别人。”他这些话都是针对牺盟会和决死队说的，其目的都是在启发他的那些人加深对抗日进步势力的对立感。阎锡山为了从各个方面来诱导他那些军政大员跟他起来反共、反牺盟会、反决死队，不惜编造一些梦呓来启发他们的现实感。
有一次他竟然在大会上这样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这个新车，这个车可以飞得快，但能把你翻倒在地。”并叫大家议论这是什么意思。这很显然是在说，他从前依靠牺盟会、决死队和进步人士都错了。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的那些旧军政大员们说，我要决心依靠你们反牺盟、反决死队了，你们应当跟我一起干到底。从这里，也可看出阎锡山开这个会的真实意图了。
为了铺平投降妥协的道路，阎锡山散布了许多谬论。说什么“一切事情都不要做的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反共。”他又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
在会议进行中，阎锡山提出什么“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统一待遇”的所谓“五统一方案”，企图并新军于旧军，以此来消灭新军。阎的参谋、军务两处也拟定了如何以旧军为基干编入新军，完成集团军系统的计划。
同时还做过一个决议，要取消决死队中的政委制，调决死一纵队政委薄一波回山西省政府任建设厅长，调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回山西省政府任高级少将参事。
会议在拖延。反动气氛在增加。进步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也逐渐趋向明朗与激烈。在会上，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方是以薄一波为中心的决死队、牺盟会干部他们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革命派；另一方是以王靖国、邱仰浚、薄右丞、孙楚、陈长捷为中心的旧军政人员和各种反共人士，他们是决意搞投降妥协、反共、反牺盟会、反决死队的反动派。
在党的领导下，以薄一波同志为中心，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对策。党的原则和口号是“三坚持、三反对”。对阎锡山的一些言论和他下面一些人的错误论调我们都进行了批判和反驳。对在新军中取消政委制的决议，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而阎锡山也毫不让步，一直僵持了好长时间。
斗争是分会内、会外两方面进行的。上级党曾指示我们要想办法试探一下阎锡山对日本的态度。于是由薄一波同志主持，我们几个人拟了两份声讨汪精卫当汉奸的电报。一个是要用阎锡山的名义发的，一个是要用牺盟会的名义发的。当我们把电稿交给阎看的时候，他说：“我从来也没有用个人的名义去反对过另外一个个人。”我便向他解释说：“汪清卫是大汉奸，是全国共讨的罪犯。我们不表示个态度，全国人民对我们会失望的。”经过解释他还是坚决不干。后来他又说：“你们牺盟会要发，由你们发好了。”这样我们便摸到了阎锡山已准备投降日本的态度。
秋林会议从3月开到夏末。所以拖这样长的时间，阎锡山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想把牺盟会和新军的主要领导成员用会议的形式困在秋林，便于他派到各地和各新军中的反动分子有弃分的时间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等候时机向我们开刀；另一个目的是在等候蒋介石公开投敌的行动。这个阴谋被我们识破后，我们曾设法把决死队和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人送回去以应付不测，但未能办到。
在会议期间，阎锡山实际上已组织动员了一批反共力量。
除去密令梁化之、王靖国积极布置“内部分化”、“制造磨擦”、“派兵监视”牺盟会和新军之外，他又以“同志会先锋队”为核心组织和新建了“突击队”、“敌工团”、“精神建设委员会”等各种反动组织派到各区、县和各新军中去散布谣言，制造分裂，攻击牺盟会、决死队，中伤八路军。所以，当秋林会议结束之时，也就是阎锡山决心发动“十二月事变”的开始之日。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又于1939年1０月29日在秋林召开了一次“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积极进行反共部署。这一次牺盟会和决死队干部都已看透了阎锡山的用心，为了防止在会议中发生突然事件，在外地的薄一波、雷任民、宋劭文、董天知等同志都没有去参加，唯有二纵队韩钧同志离秋林较近，去参加了。当时，阎锡山已密令旧军积极布置，候令行动，并内定梁化之、陈光斗分赴晋西北、晋西南，王靖国、陈长捷在晋西，孙楚到晋东南分别活动。
韩均来秋林，一是观察一下阎锡山的动静，二是想做梁化之等人的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一天，韩钧突然来告我说，他已取得阎锡山的同意，要回部队去，并得知阎锡山已下令消灭新军，情况很紧急，决定提前出发，当晚就走。他并说，不打算走大路和平素走的路线，要绕道北面走小路过黄河回部队。说完，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他走小路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不然，在路上就会被阎锡山早已设好的埋伏把他暗暗干掉。
韩钧回到部队不久，12月1日阎锡山下令对日军实行所谓“冬季攻势”，并令决死二纵队韩钧等为第一线，务于12月5日准时向同蒲路大举进攻。正当决死二纵队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向同蒲路进击之际，于12月6日同时受到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及日军的东西夹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韩钧、张文昂率领决死二纵队全体将士，与陈士矩同志率领的八路军晋西支队一起，于12月8日组织了“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向王靖国、陈长捷部发起了反击。12月7日，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从隰县义棠镇给阎锡山发了一个电报说：“伯川先生：王陈二贼欺我太甚，我不能不实行自卫。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学生韩钧。”阎锡山原来想不声不响地借“冬季攻势”之名联合日军消灭新军，不料韩钧的电报把他的阴谋全部揭露，于是恼羞成怒，一面宣布“韩钧叛变”，一面委任陈长捷为“讨叛”总指挥。在晋西、晋东南、晋西北由王靖国、孙楚、赵承绶向决死队以及所有新军和牺盟会，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也派他的军队在晋东南进攻新军，并派驻西安的李文部向山西前进，以援助阎锡山。这便是有名的“十二月事变”。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牺盟总部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西南区党委直接领导下，本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坚持与山西一切进步人士以及山西全体同胞亲密携手，向阎锡山的反动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发宣言，写声明，呼吁全省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事态的继续发展，一方面和决死队各地负责人一起大力声援决死二纵队，进行反击。
12月3０日梁化之亲自带领顽军缴了绥靖公署政治部警卫排的武器，电台也同时被查封。当时政治部与牺盟总会在一起活动。牺盟总部处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实际上已不能再开展工作了。
“十二月事变”前，我就接到上级党的指示，尽快把我们的干部和所有进步青年设法从秋林撤出，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我和刘岱峰同志互相配合，以牺盟总部和绥靖公署政治部（刘岱峰是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把应该早日疏散的党员、干部和大批进步青年都分批以外出检查工作和出差的名义送走了。大部分到了晋西北，一部分到了晋东南，少部分到了晋东北。
韩钧事件发生后，阎锡山叫讨论制裁韩钧的问题。刘岱峰一直不表态，以示抵制。又有一次阎锡山叫刘岱峰写一个开除韩钧的决定。他当场拒绝了。并说：“不干！叫我写这个，这不是明显的欺侮我么！”
在“十二月事变”中，我们发通电，写声明，公开反对阎锡山的反动言行，刘岱峰都主动地带头干。而且还和我写过一个反对顽固派发动晋西事件的小册子，公开在社会上发行，同时他还经常给我透露一些阎锡山内部的机密情报。应该说刘岱峰同志在“十二月事变”中对革命是有一定贡献的。
事变后，梁膺庸同志已从内部得到消息说，阎锡山为了便于分化瓦解牺盟会，准备从中拉一些人出来成立所谓“左”派，并已决定要把我借故赶走。果然没有几天，阎锡山就找我谈话，说已决定派我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代表的名义再次去河南与卫立煌（蒋介石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谈判，并发了路费和护照。当时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叫我尽可能迟走几天，争取秋林的局势尽可能好转一些。可是没几天，阎锡山嫌我走得太慢，并命我当天就出发。要再不走，阎就有可能把我抓起来。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就走。我们分析阎锡山既然下决心把我赶出去以便分化左派，也就会中途借刀杀我（阎还叫我路过西安去见程潜，把我的护照也收回去），所以我决定不去河南，而北上到晋西北。
临走前，刘岱峰同志对我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我在这里也待不下去了，我跟你一起走吧。”我们从12月15日开始研究走的路线和具体办法，到24日晚就绪，并决定25日我们同时离开秋林。我们的行止已在事前向上级党委作了报告。
我是以和卫立煌谈判的名义公开走的。刘岱峰是背着阎锡山走的。两人预先约定好在荣阳镇会合，然后一起向晋西北出发。当我们走到绥德，见到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时，他说党中央已有电报叫他负责接送我们。这样就由他护送我们与滕代远同志见了面，并一起去了晋西北。到晋西北后，我们两人还都给梁化之、阎锡山发了信和电报。所以要这样做，还是想争取阎锡山，为万一党需要我们回去工作时创造条件。
我们到晋西北时，晋西北行署刚成立，续范亭是行署主任，我担任了行署副主任和党组书记。刘岱峰同志担任了行署秘书长。
秋林会议后，“十二月事变”前，牺盟总会已派吕调元和许琦之二同志到阎锡山办的青年军官教导团（也叫军政训练团）工作，吕并在那里担任了政治部主任。我和刘岱峰决定撤走时，牺盟总会的工作就由吕调元同志全面负责。而且已考虑到由于我和刘岱峰的撤走，秋林的形势一定会更加紧张，所以决定我们走后由吕调元负责尽快把还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干部送出去。没有想到吕调元完成输送干部任务后，竟被阎锡山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据说他写给一个青年的条子被人家抓住了）逮捕了。因吕调元是牺盟总会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在秋林被捕影响很大。阎锡山怕引起麻烦，所以当时没敢杀害，一直监禁至1946年才令杨贞吉在太原秘密杀害于政卫组的集中营——劳动先锋队内——
七牺盟会和公道团合并的经过关于牺盟会和公道团合并一事，许多人都不能理解。因为公道团是极端的反共组织，它怎么能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牺盟会合并呢？
1937年秋阎锡山在退出太原以前，表示要抗日。于是他就主动提出要把公道团交给牺盟会，由牺盟会来领导。这是件大事，我立即向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同志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建议阎干脆把公道团取消。随即由我和梁化之谈，梁又找阎锡山说。阎坚持公道团的招牌不能丢。但表示把组织交给牺盟会以后，牺盟会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既然这样，我们就叫它来个名存实亡。经过薄一波同志和梁化之商讨决定，由政治部发一个通知，公道团不准有单独的办事机构，必须合并到各地的牺盟会中，公道团的干部必须由牺盟会委派。接着我们就进行组织调整，把公道团中原来的反动骨干，全部撤掉，由牺盟会的干部代替。不少地方挂的是公道团的招牌，负责人（团长，副团长）却是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干部。从此以后，公道团确实是名存实亡了。为尊重阎锡山的意见，牺盟会总部改成了牺公总部。
关于牺盟会历史，由于时过境迁，再加上手头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只能很粗浅、很概略地谈这么一些东西。我所提到的一些事件、情节、过程肯定会有出入和错误。望了解情况的同志和当事人能予纠正和补充。
王生甫根据口述整理摘自《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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