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市”以外，又有“民市”。“民市”也称“私市”。它与“贡市”中的“私市”，实际是一回事。
“民市”一般是在“官市”结束后，由牧民将所剩马、驼、驴、骡、牛、羊、毛皮等物与汉族商人进行的一些零星交换，主要从汉地换取绸缎、布匹、绢、针线、食品、药物、茶叶等物。但禁止交换兵器和铜铁输入蒙地。“民市”虽然允许在蒙、汉人民之间进行直接交换，但因时间短促，无法满足两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因此，明廷后又在毗邻土默特和鄂尔多斯地区，根据需要开设“月市”，也称“小市”。“民市”的发展，因为广大蒙古族人民提供方便，故其贸易额有时比“官市”还高出好几倍。
第三节蒙古族的文化和习俗
一、蒙古文字和语言
在蒙古国建立以前，聚居于蒙古地区的各部落，因居住环境不同，来源不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致，彼此之间无统一语言，亦无文字。凡世系事迹，或口相传述，或刻木为记。直至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后，始以畏兀儿字拼写蒙古语，并令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子弟等识字，以这种文字发布公文、信件、玺书、牌札等。这是蒙古国使用文字的最早记载（详见前），世称为畏兀儿字蒙古文。
畏兀儿字蒙古文有21个字母，盛行于蒙古族聚居区一带。汉、契丹、女真、畏兀儿等族聚居区内，则通行汉字和畏兀儿字。汉字文书、诏令，由耶律楚材负责；畏兀儿字文书、诏令，由镇海管理。
由于多种文字同时并行，给发布命令，驿使往返造成很多不便。于是，忽必烈即位后，决定命吐蕃萨迦派喇嘛帝师八思巴，创制统一使用的新文字。新文字是根据藏文字母改制而成的，共有字母41个，辅音34个，元音5个，介音2个。
1269年（元至元六年）颁行。忽必烈下令规定，“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新字因为八思巴创制而成，故又称之为“八思巴字”。
“八思巴字”颁行后，实际上并未被广泛应用。除官方文书、官方造发的印篆、碑刻；牌符、钱钞等方面使用外，民间仍使用畏兀儿蒙古字。1282年（至元十九年），还违反诏令刊行以畏兀儿字翻译的《通鉴》。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又以畏兀儿字翻译累朝实录。元朝衰微后，“新字”逐渐被废弃，仍行畏兀儿字书。现今使用的蒙古字，就是在改革畏兀儿蒙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蒙古字的创制和推行，对于蒙古族共同语言的形成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进步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1648年（清顺治五年），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为更好地表达卫拉特方言的语音，使文字更接近于口语，又创制了托忒文字。“托忒”意谓“清楚”，共有15个字头，每一字头有7个音，共105个音，右行，直下。此后它一直流行于卫拉特蒙古各部中。
二、蒙古宗教信仰
（一）萨满教
蒙古族人原来大都信奉萨满教。凡遇有重大行事，都必需先向天祷告，请天护佑，所谓“每事必称天”。蒙古语称天为“腾格里”。为了祈求天神的保护，他们总是叨念“托着长生天的气力”。每有征战，则常常要取羊胛骨进行占卜，以断吉凶。若出师前听见雷声，便以为是上天发怒，发出叫声，不敢出兵。他们对萨满教的虔诚程度十分惊人，几乎贯穿于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出帐南向，对日跪拜，奠酒于地，以酹天体五行；以木或毡制偶像。其名曰on-gon（翁干），悬于帐壁，对之礼拜。食时先以食献，以肉乳抹其口”。还经常把每一头乳牛和母马第一次挤出的奶祭祀偶像。当屠宰动物时，则将其心放于杯子里供奉。有时甚至向这些偶像奉献马匹。凡被用于作供奉的马匹，“没有人敢骑”。
他们相信，人死以后灵魂是不灭的，由于他们迷信鬼神，其对预卜、预言、巫术、咒语等都很注意。当其“从魔鬼那里得到回答时，他们相信，一个神正在同他们说话”。他们对萨满教的信仰，有时几乎达到入迷程度。据说贵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就是因为笃信其法教，竟将大部分时间“单独与珊蛮们在一起，沉溺于他们的胡言乱语中”；蒙哥汗则热中于巫觋卜筮，“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
（二）景教
除萨满教外，也有少数部落，如克烈、乃蛮、蔑儿乞、汪古等部崇奉景教。所谓“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蒙古称之为“也里可温”，意谓“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景教是在公元7世纪时传入中国的。后因唐武宗李炎禁佛，中原地区崇奉者遂日渐减少，而漠北地区则仍盛行不衰。如克烈部长王罕、拖雷妻唆鲁禾帖尼等，就是当时景教的忠实信徒。
（三）藏传佛教
13世纪中叶，忽必烈继为蒙古大汗后，因“崇尚释教”，尊吐蕃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帝师，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遂大流行，“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崇信的人为数颇多。由于藏传佛教的发展，萨满教的影响便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从全面考察，萨迦派佛教主要是流行于统治阶级上层，而在广大游牧民中影响实际上并不大，故自14世纪以后，除瓦刺地区仍有少数萨迦派（又称红教派）喇嘛活动外，在各地从事宗教活动的大多数还是萨满教巫师。
岷峨山人《译语》记载，蒙古人称天为“腾格力（里），极知敬畏，每闻雷声，吭嗑走匿，瞑目屏息，若将击己。每举大事，必僭祭，率以汉人为牺牲”。慎懋赏《四夷广记·鞑靼风俗》云：
“俗畏鬼神，信占卜事。袄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际，以脂苏涂之，或系于竿上，四时祭之。”“占卜休咎，必请巫或男或女至其家，或降神，或灼羊骨”。
16世纪中叶，藏传佛教格鲁派（又称黄帽教派、或黄教）传入蒙古，时因漠南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年老厌兵，欲效忽必烈与八思巴建立经教故事，率先皈依格鲁派，并于1578年（明万历六年）于青海仰华寺与西藏格鲁派首领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会晤，举行隆重入教仪式和互赠封号，俺答赠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喇达赖喇嘛”，意谓索南嘉措是超凡入圣、学识渊博如大海的大师；索南嘉措授俺答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称号，意谓俺答是聪明睿智的汗王。就在这次法会上，与俺答一起授戒的达千余人，土默特部有千余人出家当喇嘛，俺答还答许于归化城立庙，以八宝装饰佛像；博硕克图济农（卜失兔）许将108函《甘珠尔经》用宝石金银装修，萨勒札勒彻辰岱青许建三世佛庙。
由于俺答的影响，其余各部也纷纷皈依格鲁派，察哈尔的阿穆岱洪台吉、喀尔喀阿巴岱汗都相继前往叩拜索南嘉措，向索南嘉措奉献金银、缎布、驼马、毛皮等物，迎请法教。索南嘉措为便于在蒙古各部中弘扬教法，派遣栋科尔胡图克图（又称文殊师利胡图克图。据日本学者若松宽考证，他即是东科尔呼图克图三世甲巴嘉措）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常驻于蒙古，并于临终时留下遗言，示将转世于俺答汗家族中。此后俺答曾孙便成为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
索南嘉措在蒙古地区的转世，有效地促进了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进一步传播。
1586年（万历十四年），阿巴岱汗于哈刺和林（即和林）建造额尔德尼昭（汉名光显寺），云丹嘉措派遣迈达理胡图克图前往布教。而察哈尔林丹汗为了推进教法的发展，则组织大批人力，将108函《甘珠尔经》译成蒙文。在东部蒙古各部封建主的影响下，17世纪初年，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图鲁拜琥、准噶尔部长哈喇忽刺、巴图尔珲台吉、杜尔伯特部长达赖台什、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等也纷纷宣布皈依格鲁派，并派出一个儿子出家当喇嘛。卫拉特蒙古著名宗教活动家咱雅班第达，就是在此时走上僧侣生活道路的。
由于格鲁派在蒙古各部的广泛传播，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喀尔喀和卫拉特蒙古各部举行会盟时，格鲁派被正式确定为蒙古统治宗教，并宣布禁止萨满教。凡反对喇嘛教、崇信萨满教的都要受到严厉惩处。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传入，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诸方面都有巨大影响，从此，人们的思想、行动以至文学、史学、艺术等诸方面，无不被打上藏传佛教的烙印。肖大亨《夷俗记》：“夷俗……颇尚佛教，其幕中居恒祀一佛像，饮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庙祀之。请僧诵经，捧香瞻拜，无日不然也。所得市银，皆以铸佛铸浮屠。”
三、蒙古教育和文化学术
（一）教育
蒙古人虽然出身于游牧民族，但对文化教育却很重视。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地区以前，他为提高蒙古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就命诸王子弟随塔塔统阿学习以畏兀儿字拼写的蒙古文书。尔后窝阔台、忽必烈等继为大汗，他们对蒙古贵族子弟入学受业，也给予高度重视。如1269年（元至元六年），忽必烈下诏，置诸路蒙古字学，专学蒙古文。1271年，又立京师国子学，选择蒙古子弟入学。为保证学校教学能顺利进行，蒙古国家政权还在中央设置蒙古司业、蒙古博士、助教、教授、学正等官；在诸路中置蒙古学正、蒙古字学教授、或蒙古提举学校官等职，并将《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史籍译成蒙文作为教材。又屡次下令整治学校，命有司割地给诸路蒙古生员以廪饩，下令免除其杂役，申明于学成以后，量给官职。
在统治阶级的积极支持和倡导下，学校曾先后培育出很多人才，如护都沓儿、忽都达儿、八刺、阿察赤、笃列图、拜住、普颜不花、阿鲁辉帖木儿、买住等，他们都是当时进士及第中的佼佼者。
16世纪时，由于受中原地区汉文化影响，在东部蒙古地区还出现私塾。老师称“榜什”，学生称“舍毕”。“舍毕”从师念书，先持羊酒行叩首礼，俟至学会书写结业，再谢白马1匹、白衣1件，或布匹、绸缎等物。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后，也仿西藏在寺院设置庙学，教习生童识字。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术文化也日趋发达，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和其它科学技术都相继走向繁荣。
（二）文化学术
1.历史学方面
在蒙古国时期，蒙古族是有重要建树的。最主要成就是《蒙古秘史》（又译《元朝秘史》）、《蒙古黄金史纲》的纂辑。《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约成书于1240年（窝阔台十二年）。书的作者目前尚不清楚，有的说是失吉忽秃忽，有的说是塔塔统阿，也有说是集体创作的。它是蒙古族人第一部历史和文学名著，是根据最接近成吉思汗时代的口碑记述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特殊资料，史料价值极高，所叙事实，大都可与《圣武亲征录》、拉施特《史集》互相印证。原文为畏兀儿蒙文，今已不存。目前通用的是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由火原洁和马沙亦黑汉译的标音本，分12卷，282节。《蒙古黄金史纲》一称《阿勒坦·托卜赤》，作者失名，成书于1604年至16z7年左右。全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印藏王统，第二部分为蒙古王统。蒙古王统又分前后两部分。书中对东、西蒙古两部相互关系记述颇详，是了解15、16世纪蒙古族历史的重要史料。此外，在蒙古国灭亡后不久成书的《蒙古源流》，也是一部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原名《哈敦·温都苏努·额尔德尼·托卜赤》，简译为《宝贝史纲》，是鄂尔多斯部洪台吉萨囊彻辰所作。原书是蒙文。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将家藏抄本献给清廷，次年奉诏译成满文，并由满文译成汉文。分8卷，定名《钦定蒙古源流》。书中历述蒙古各汗事迹，其中对达延汗、俺答汗活动的记述尤为翔实。
除以上3部重要史籍外，无名氏《俺答汗传》（又译《阿勒坦汗传》）、切尽黄台吉的《十善福白史》（简称“白史”）等，也有重要影响。
蒙古国鼎盛时，在元朝和波斯汗廷中，还置有修史中心，编集经史。例如1236年（窝阔台汗八年），立编修所于燕京，置经籍所于平阳。1264年（元至元元年），置翰林兼国史院。1271年，别立蒙古翰林院。天历年间，又立奎章阁学士院。在这些机构中，都有不少蒙古族人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学士承旨、侍读学士、修撰、及必阇赤等职。1343年（元至正三年），中书右丞相脱脱还受命领导铁睦尔达世等蒙汉各族官员纂修宋、辽、金三史。另外，元朝政府还组织人力纂修了《大元一统志》、《经世大典》、《六条政类》、历朝大汗《实录》、《起居注》、《后妃功臣列传》等书。在伊儿汗国，旭烈兀的臣僚波斯人志费尼因随阿鲁浑入朝和林，还根据亲身见闻，撰写了《世界征服者史》，对成吉思汗西征过程以及蒙哥的登基和初期的统治，都作了极详尽的记载。继志费尼之后，在合赞汗宫廷供职的波斯人拉施特在蒙古人孛罗丞相协助下，又撰出另一名著《史集》，全面阐述蒙古自起源至当时的种种事件，史料极丰富，对历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2.语言学和文学方面
在语言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搠思吉斡节尔的《蒙文启蒙》，该书是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书面语语法，是蒙古语文规范化的重要基础。
蒙古族人在创制文字以前，就已有大量口头文学作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随着创制文字、统一语言的出现，反映蒙古族人民社会生活、以及蒙古地区自然风貌的书面文学也应运而生。蒙古族的文学作品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艺术感染力强，而且影响大。其中最著名的便有前面提到的《蒙古秘史》和《江格尔》。
《蒙古秘史》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书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以优美诗歌和故事构成，情节生动，语言优美，具有极强烈的吸引力。许多发达国家，都有研究《秘史》的学者，并已形成“秘史学”的专门学问。《江格尔》是中国三大长篇史诗之一。这部史诗从流传到定型，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成功地塑造了部落盟主江格尔、洪古尔等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内容宏富，构思巧妙，语言抒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是研究蒙古族文学、历史、民俗和语言的珍贵史料。有蒙文抄本和托忒文抄本。这些抄本部分已被整理出版，并已译成汉文。不少章节还分别被译成俄文、日文、德文、乌克兰文和格鲁吉亚文等。近年来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又搜集到许多新篇章，为推动《江格尔》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长篇叙事诗《格斯尔》（一译《格萨尔》）的影响也很大。《格斯尔》原是藏族史诗，16世纪时始由西藏和青海传入蒙古，并与蒙古史诗融合，产生蒙文本《格斯尔》。书中歌颂格斯尔为民“除暴安良”的英雄事迹，充分体现广大劳动人民憎恨恶势力、热爱祖国的崇高思想。
除以上所述著作外，《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乌巴什珲台吉的故事》、《天女之惠》等，也有广泛影响；这些作品，不仅结构新颖，语言优美，情节生动，而且民族特色浓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3.音乐、舞蹈方面
大蒙古国盛时，其礼乐不但保留着许多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同时还吸收金朝、西夏和南宋的部分器乐，一起参用。《元史·礼乐志》载：“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不久复命王镛作“大成乐”，括民间所藏金朝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