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从洛阳至彭城（今徐州）的黄淮平原上，经曹操和陶谦之间战争，“墟邑无复行人”。除了战争中死亡外，大批中原人民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徙。三辅、南阳人民多迁往益州。徐州一带人民多避乱江东。江淮之间十余万户皆渡江而东，“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还有不少士大夫甚至渡海远徙交州。在蜀汉、东吴政权内任职的不少是黄河流域迁来的士大夫。此外，还有不少中原人士逃往幽州、辽东，甚至去鲜卑境内。如东汉末刘虞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后汉书·刘虞传》）。
三国鼎立局面稳定后，迁往辽东的往往复归故土，而迁往南方的大多定居下来。以后魏蜀吴三家为了充实各自统治区内的实力，利用政治手段强迫人民迁居其统治中心的周围。如建安末曹操讨张鲁，进入巴东、巴西郡（今川东），劝诱当地人民8万余口迁至邺、洛阳；继而曹既平张鲁，迁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三辅。曹丕建都洛阳，徒冀州5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将蜀人3万家迁往洛阳和关中。东吴孙权在建安年间连续西征盘居在长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迁至江东。刘备入蜀带去了大批荆州人士，以后几次北伐南征，也迁民于成都平原。此外，东汉末年，北方乌桓、鲜卑逐渐入居中原，散布于沿边诸郡。匈奴入居汾水流域的就有3万余落。东吴征服山越后，也将越人从山区迁至平原，总数约有10余万人。
经三国时期屡年战争，人口死亡、逃亡、隐匿的数字是相当高的。所以据西晋太康初年（3世纪80年代）的户籍，全国仅246万户，1616万口。黄河流域仍占56.72％，长江流域占34％。黄河流域集中在可、冀2州，约占全国人口的32.12％。全国郡级人口分布第一位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权首都洛阳的所在地，有11万户，以下依次为与河南郡接界的河内郡、东吴旧都建业所在地的丹阳郡、今冀南与鲁接界的阳平郡、蜀汉旧都成都所在地的蜀郡，户数都在5万以上。可见是由三国时代人口迁移的结果。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祖逖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南侵等等，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共五百几十万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共有140万户，约700余万口。南渡的90万口占其1/8强。换言之，即北方3个人中有1人南徙，而南方6个人中有1人为北来侨民。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而以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并在此设了大批侨州郡县。侨置在今镇江的南徐州，侨民多于当地土著人口。
唐宋元时期唐初贞观年间开始人口直线上升，至天宝年间到达了顶峰。全国有户9百万，口5200万。秦岭淮河以北占3/5，而河北、河南二道，相当今冀、鲁、豫三省之地，又占北方人口的2/3。可见黄河下游平原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秦岭淮河以南人口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和宁绍平原。江南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有1000万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区。再依次是关内道（今陕西）460余万，剑南道（今四川）400万，河东道（今山西）370余万，山南道（今陕、豫、鄂交界各一部分）250余万，淮南道（江淮之间）220余万，最少的是岭南道（今两广和越南北部）91万和陇右道（今甘肃）53万。
安史乱后，黄河中下游经过长期战乱，大批人口南迁。“天下衣冠世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李太白全集26》）。人口普遍下降。加之藩镇割据，中央法令不行，户口隐匿不报。所以唐代后期人口资料残缺不全，难作全面估计。现以元和年间（806～820）南方几个州与天宝年间户数相比，襄州（治今襄樊市，领县7）增加120％，鄂州（治今武昌，领县5）100％，苏州（治今吴县，领县7）30％，洪州（治今南昌，领县7）65％，泉州（治今泉州，领县4）50％，广州（治今广州，领县13）75％。足以说明唐代后期南方人口普遍有所增加。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全境有户1600余万，崇宁元年（1102）有户2000万。每户以5口计，11～12世纪初北宋境内约有1亿人口。现以后来宋金界线（基本上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北方有户580余万，南方有户1100余万。这反映了从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人口滋长，使南方人口的绝对数字开始超过了北方，这是中国人口南北分布的转折时期。
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和福建四路，相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元丰时有户520万，崇宁时有户570万。其中两浙路（即今苏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人口最多，元丰时178万，崇宁时198万。其余依次是江南西路（除江、信、饶3州外的今江西省）、江南东路（今皖南、大茅山以西苏南和江西省东北部）、福建路（今福建省）。两浙路自唐以来即为南方最富庶地区，江南西路在北宋时湖滨平原和吉泰盆地得到了充分开发，山区又有发达的工矿业，故人口大增，其户数虽低于两浙路，而口数却超过两浙路而居全国首位。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南渡人口最集中的是两浙路，因为是南宋政治中心所在。“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现以北宋崇宁元年和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户数比较，两浙路增加26万户，福建路增加32万户，成都府路增加21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总之，南宋时代南方人口普遍增加，到了元代，南北人口的分布出现了巨大的逆转。江浙、江西、湖广3行省（相当今苏南、皖南、沪、浙、闽、赣、湘、粤、桂、鄂小部分、黔之大部分），竟占了全国人口的83.73％。当然，《元史地理志》所载各行省的户口数来源不一，不甚精确。但作为概貌来看，大致还是可信的。
明清时期明初政府采取移民措施，如将江南人北徒淮域，西徙云贵；迁山西人于河北、豫北，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迁北平、山后（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民散居北边诸卫，以为军籍等等。以后社会相对稳定，政府又鼓励人民从狭乡迁往宽乡，经过自然的调整，到了万历初年，南北人口的分布渐趋均匀。今以万历六年（1578）的记载为例：1北五省：北直隶（今冀、京、津）、晋、鲁、豫、陕（今陕甘2省）的人口为2500万。2中五省：南直隶（今苏、皖、沪）、浙江、江西、湖广（今两湖）、四川的人口为2900万。3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人口为670万。各地人口分布比较均匀，这是因为南方可耕种的平原毕竟较少，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进行自我调整。
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基本开发完毕。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生计往往奔向人口相对稀少、尚待开发的地区。这就决定明清两代人口迁徙大致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向海外移民。临海的粤、闽等地因山多田少、人稠地（平原）狭，多出海谋生。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屿为最多。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口大量外流。据调查，从1850年到19世纪末，仅台山一县移居海外的就有20万人。二是向山区进发。明代自宣德至成化年间，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省逃流亡的农民迁徙至豫、鄂交界的荆、襄地区的大约有一二百万人，以后又向秦岭、大巴山区迁徙。清代嘉庆年间川、陕、鄂、豫、甘5省白莲教起义，就是各地迁往这五省交界山区的流民大起义。东南地区的无田农民多向闽浙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的目标是湘西山区，而闽、粤流民甚至迁往荒岭僻壤的赣南山区。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甘薯的传入，使大批流民进入山区成为可能。三是向边区迁徙。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为内地流民迁徙提供了条件。东北长白山区为满族“龙兴之地”，定为封禁区，任何人不得入内定居、垦田、采伐、掘捕（人参、貂）。但仍不断有人或从长城隘口、或渡海趋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以资谋生，俗称“闯关东”。晋、鲁、豫、冀4省人均有，尤以冀、鲁为多。河北、山西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草原，称为“跑口外”；晋陕垦荒者则去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陇东贫民多进入银川平原。陕甘人移居新疆的也不少。光绪年间为平定阿古柏政权而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巴里坤等地进行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新疆者，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湖南人由此进入新疆。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沙漠的变迁中国的沙漠主要分布在北纬35°～50°，东经75°～125°（见中国的沙漠）。各沙区各具演变特点，大致可分为下述两类情况。
中国东部草原及荒漠草原地带历史时期原非沙漠地区，由于人为因素，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破坏，不合理的垦殖和过度的放牧及战争的破坏等等，造成植被覆盖减少，在日照、风力强烈作用下，先由表层的风蚀，继而引起下覆沙质沉积物的扬起和搬运，使地面出现连绵沙丘。
1科尔沁沙地。公元10世纪前，长期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场所，水草丰茂，牛羊遍野。10世纪时契丹（辽）将在战争中俘掠来的汉人和迫迁来的渤海人约数十万人，安置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进行屯垦，开辟农田，使之初次成为农牧交错地区。部分地区开始沙化。当时农作物都种在陇上，防止为”吹沙所壅”。以后在蒙古贵族统治期间，没有更大规模的开垦。清代又在此广设收场，草原面积有所恢复。19世纪以后，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源，将大片草原招民开垦。因土地贫瘠，经过两三年即因沙害而放弃，继而开垦新草地。在无植被覆盖的撩荒地上，干旱风季时沙层被吹扬而起，形成了流动沙丘。这些沙丘先以点状出现。以后连成一片，使草原退化为沙漠化土地（见科尔沁草原）。
2乌兰布和沙漠。自晚更新世以来，黄河河道一再东移。至今仍有三条古河道遗迹。在废弃的河道和低洼地，曾因河水漫溢而积聚成湖。《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就记载了这一地区有名为屠申泽的大湖。现今这一带以亚砂土、亚粘土与中细沙互层为主的地层，正是代表黄河冲积相和冲积-湖积层的表层的沉积物。秦汉时代，为防御匈奴，从内地迁来大量汉民，安置在河套一带进行屯垦戍边，并设置了郡县。其中朔方郡最西的窳浑、临戎、三封3县就分布在今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故城废址已半被沙湮，周围一片沙丘。但当年却为新开发的农垦区。东汉以后，匈奴南进，边民内迁，垦区废弃，已被耕作过的表土受干旱气候和强烈风蚀，遂成流沙。10世纪末，宋使王延德出使高昌（今吐鲁番），途经乌兰布和沙漠北部。据他的记载，这一地区已是“沙深三尺，马不能行”，“不育五谷”。但在17世纪末的记载中，该地尚有蒲草、红柳等在固定沙丘上生长的灌丛植物。晚清以来，由于滥行砍伐和过度放牧，又导致这一地区流沙再起。现从磴口以南直至乌达的黄河西岸，流沙已直抵河岸，南北陆上交通完全阻绝，包兰铁路不得不改在黄河东岸行驶。
第四纪以来形成的沙漠地区此后随人类活动的影响，沙区有所扩大，沿边地区逐渐沙漠化。
1位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和陕北一带的毛乌素沙地，大约在第四纪以来已存在，但面积不及现今，其间尚分布有草原、沼泽和灌丛。今在沙地内部的汉唐故城遗址，如十六国时代赫连夏的都城统万城，唐宋时代为夏州城，即今靖边县北白城子。但从汉代以来沙地逐渐扩展。据《水经注》记载，今无定河流域已分布有“赤沙阜”、“沙陵”（沙丘）、“沙流”（流沙）。9世纪唐人记载夏州周围“皆流沙”、“风沙满眼”、“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公元994年宋太宗毁夏州城时说“夏州深在沙漠”。1080或1081年沈括过无定河一带，有“沙随风流，谓之流沙”的记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时沙漠南界在今横山、白于山和鄂尔多斯交界处，恰为今毛乌素沙地的南缘。18世纪后，清政府招民开垦，残留的草地均遭破坏，毛乌素沙地进一步沙漠化。
2塔克拉玛干沙漠。其周边地区在历史时期曾是中国西北农业发达的地区之一。两汉时期通往西域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鄯善（今若羌）、且末、精绝（今民丰北）、扜弥（今于田）、渠勒（今于田南）、于阗（今和田）、莎车等及位于北道上的楼兰（今楼兰废墟）、危须（今焉耆东北）、犚犁（今焉耆南）、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尉头（今乌什西）、疏勒（今喀什市）等都有较发达的农业或畜牧业。这些古城国都兴建在河流的下游三角洲或沿岸地区，如精绝位于尼雅河下游三角洲，且末位于车尔臣河沿岸的冲积平原等等，农业用水依靠这些河流的灌溉。但沙漠地区的河流由于气候干燥，风沙侵袭，极易淤废和改道。一旦河流淤废或改徒，植物枯死，居民迁往他处，而留下的古城即为废墟。如古且末、尼雅等古城已被流沙所淹。至今这些古城周围还可看到扇形分布的干河床，枯死的胡扬，废弃的渠道、道路和耕田的遗迹（见交河故城、高昌故城）。
3历史时期塔里木河等河流的不断改摆动、改迁和沙漠的侵袭，原沿塔里木河西行的东西交通大道遂为流沙所淹。从西汉至魏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楼兰即因孔雀河水改道，迫使楼兰废弃（见楼兰遗址），其他如尼雅废墟（汉代精绝国，见尼雅遗址）、米兰（伊循城，见米兰遗址）均因尼雅河、车尔臣河改道而废弃。据考古调查，今库车、新和、沙雅一带废址以数百计，盛唐时尚为农业发达地区。唐以后塔里木河改道，植物枯死，古城遭到干河床风沙的袭击，先后成为废墟，形成沙丘。
4风力亦为沙漠地区沙丘扩展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自楼兰西进沿昆仑山北麓山前平原至喀什，是汉唐时通向西域的南道。由于历史时期以来开发不当造成遍地沙化，在长期风力作用下，道路已被沙丘淹没，成为沙漠地带。然而各段淹没和废弃时间不一，有先有后。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主要农业区的变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的国家之一。近几十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量发现，说明在北起松辽平原，南至珠江流域的广大土地上，自原始社会晚期就开始有了农业。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环境和人为车件的差异，各地农业发展程度不一，以后又因为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有过兴衰演变。现选择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在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的几个主要农业区的变迁作一概貌介绍。
华北平原区中国古代将黄河中下游以崤山、函谷关为界分为关东（或称山东）、关西（或称关中、山西）两大区。关东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伊、洛、河、济四水之交的、相当今洛阳为中心的大河南北地区，亦即历史上所谓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是中国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起源地。因为它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故《史记·货殖列传》称为“天下之中”。70年代在今河北武安县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已有了农业的痕迹。磁山遗址还发现了粟的遗存，从出土的农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看来，当时农业已从原始的刀耕火种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裴李岗类型遗存还在密县、登封、鄢陵、长葛和郏县一带发现。据c14测定，磁山—裴李岗的遗存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这说明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国黄河下游巨大冲积扇的顶端，即华北平原西缘与太行山脉、豫西山地的交接处，已进入了农业社会。时代稍后的仰韶文化期的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遗址都有村落、房屋和粮食遗存发现，反映当时已过着定居农业生活。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公元前2700年左右）是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特征。这时期遗存发现较多的有以潼关为中心和以洛阳、郑州为中心两个地区。农业已成为主要生产部门，农业工具较仰韶期有了改进。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发现的王湾类型和安阳后冈类型的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存，表明农业工具有明显进步，农业生产水平显然比前一阶段有所提高。偃师二里头类型文化的年代与中国文献上记载的夏代纪年大体一致。因而有不少学者认为就是夏文化。如是，则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就在农业发展最早地区之——豫西、冀南山麓兴起的。
关东地区的农业是从山麓地带向东和东北平原地区发展的。二里冈遗址和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以及河北邢台、邯郸、磁县、藁城、曲阳、涿县、永年、灵寿、石家庄、内邱等地发现的商代遗址，正分布在豫西山地、太行山东麓一线的山前冲积扇上。安阳殷墟处在豫北、冀南的河（古黄河）、漳冲积扇上，地势较高，排水良好，土壤肥沃，是理想的农业地带。商人在此已有相当规模的农业。殷墟出土甲骨中已出现黍、麦、禾（粟）等农作物和不少农田垦殖的记载。这里无疑已是当时黄河流域的一个农业中心。战国时代魏国西门豹、史起引漳溉田，使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城附近地区，“成为膏腴”。西汉时所在魏郡是人口最密集的数郡之一。这里农业发展的势头保持到3世纪不衰。东汉末曹操定都于邺，以后十六国后赵、前燕、北朝的东魏、北齐因相沿袭。无不与当地的农业发达有关。直至隋唐仍保持着河北平原上经济中心的地位。所以尽管邺都为杨坚所毁，但其所在相州（治安阳）境内在唐前期曾修凿了6年人工渠道引漳水、安阳河进行灌溉，可见农业还是相当发达的。
北部永定河和潮白河冲积扇的早期农业发展较缓慢。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只说燕“有鱼盐枣栗之饶”，没有强调粮食生产。不过从燕国境内出土的大量铁制农具看来，战国时燕国农业水平不会很低。另外我们还知道今河北新城、涿县一带有个督亢陂在战国时已经是富饶的水利灌区，荆轲刺秦王，献的就是督亢地图。东汉建武年间，渔阳太守张湛在今北京市顺义县境引白河水开稻田约1200公顷，这是北京地区种植水稻的最早记载。以后三国魏嘉平二年（250）驻守在蓟城（今北京城西南隅）的征北将军刘靖在石景山筑戾陵堨，引水（今永定河）开车箱渠，灌田2000顷（约200余公顷）。不久又自车箱渠引流注入鲍丘水（今白河），灌田万余顷。这是永定河冲积扇上大规模开发水田的先声。以后西晋、北魏、北齐、唐代都在此基础上整修过督亢陂、戾陵堨、车箱渠等工程，发展水田，成效显著。
河北平原中部地区，由于黄河不断泛滥，到处是沼泽洼地，人们很难在此定居进行农业。所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商、周，以至春秋时代，平原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空旷的人迹稀少地区。以后黄河下游两岸修筑了堤防，湖泊沼泽逐渐干涸，人们才开始在宽阔的平原上进行耕种。东汉以后人口渐增，农业开始迅速发展。北魏时“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魏书·杜恕传》）。《齐民要术》中反映的河北平原农业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农作物品种很多，有黍、粱、大小豆、麻、大小麦、水旱稻、胡麻、瓜、韭等粮食瓜蔬20余种。直至唐代安史之乱以前，平原中部水利建设仍十分兴旺。唐代瀛州（今河间地区）每县平均人口在13万以上，是河北诸州中人口最密集的一州。
总之，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河北平原上的农业从太行山麓向东部平原推进，到了唐代安史之乱以前，河北平原已是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隋、唐前期运往长安、洛阳的粮食主要产于本区。但是，从安史之乱后，河北平原的农业开始走下坡路。冀南、豫北的卫、漳河一带，由于太行山区森林的破坏。引漳灌溉系统的废圮，漳水泛滥频繁，土壤盐碱化。《宋史·王沿传》说：“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汉代鸿沟水系分布图水溉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洛之地并漳水者，累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特别是邺县附近，农业十分衰落，至熙宁年间邺县被废为镇，并入安阳县。永定河、潮白河流城在辽代是主要农业区。元代以后，国家财政收入寄望于东南，京师附近农业已渐凋敝。虽经元朝虞集、脱脱，明朝的丘浚、徐贞明、徐光启等都曾企图在北京附近大力开展农田建设，解决南粮北调问题。结果因缺乏水资源川及权贵的阻挠，未能得以实现。宋代为阻挠辽骑南下，曾在辽宋界河以南从保定至海的几百里狭长低洼的塘泊地带内，浚沟洫、置堤堰，开辟稻田，以冀达到既解决军粮又起军事防线的双重目的。虽曾收到短期效果，但以后辽骑不断南下，战争纷纭，再加上黄河屡次北决，堤防破坏，水利变成水害。元明以后，卫河淤高，积水下泄无路，致使土壤盐碱严重。清代雍正三年至七年间，在怡贤亲王允祥的主持下，曾在海河平原上大力开发水利，设立京东、京西、京南、天津四局，共辟公私营田850余公顷，取得一定效果，但只是昙花一现。雍正八年允祥逝世，人去政息，“司局者无所承禀，令不行于令牧，又各以私意为举废”。水田之事，自告罢废。
黄淮平原介于豫西山地和鲁中山地之间，这里的农业发展也是首先从东西两侧山麓地带向相对方向发展的。夏文化中心在今河南颍水上游。农业生产起源很早，吸引了很多人口。西汉时在这里设置的颍川郡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颍川郡辖境相当今许昌、平顶山、登封、禹县、鄢陵等十来个市县地。西汉时却置有20个县，有43万余户，221万余人口。阳翟县（今禹县）有4万余户，10万余口。鄢陵县近5万户，口数竟达26万。而1982年，鄢陵县人口也只有48万余。由此可见2000年前人口密度之高，如果没有相当发展的农业水平是难以想象的。东面的汶泗水流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公元前4300～前2400）已以农业经济为主，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以后发展为典型的龙山文化。这些原始文化的遗址多分布在旁山近水的山谷平地和河流两岸。先秦时代就有许多良田。豫东、淮北平原在战国秦汉初时，农业还比较落后，所谓“淮北沛、陈、汝南”一带，土地贫膺，“寡于积聚”。自汉武帝时代开始在黄淮平原上大兴水利，农业即为改观。到了汉昭帝时（公元前86～前74），宋、卫、韩、梁等地，已是“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盐铁论·通有》），后经三国曹魏邓艾在淮北大力兴办屯田，修渠道陂塘，颍淮之间，阡陌相望，将黄淮平原上的农业推向新的高氵朝。唐宋时代汴、蔡、涡、颍、濉等豫东淮北平原上的一些主要河流的沿岸农业都很发达，人口也很密集。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南泛夺淮入海，黄淮平原上的水利系统全遭破坏，河流淤浅，陂塘填平，农业生产才一落千丈。直至近代到处是沙荒、碱地，水涝灾害屡年不断，成为农业落后的地区。
关中地区本区的农业中心是在渭河平原或称关中平原。据多年来考古资料证明，在仰韶文化时期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水草丰茂，自然年件优越，适宜人类居住。仰韶文化型半坡遗址的先民已过着定居生活，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出土的农具有700多件，还有粟米和菜籽等遗存。同时还饲养了家畜，兼营渔猎。说明这时的农业已脱离了初期原始阶段。关中平原农业的初具规模是在周人古公亶父从陕西彬县、旬邑一带迁至周原以后开始的。周原北靠岐山，南临渭河，河贯其中，为农田灌溉提供了有利条件。周人原为农业民族，至此更勤于开发，芟除杂草，开垦新田，使当地农业迅速发展起来。据《诗经》、《史记》等书的记载，西周时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农作物除了适宜北方水士的黍、稷、粟、麦以外，还种植了水稻。西周之所以能灭商，有雄厚农业生产基础的关中平原为后方根据地，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春秋时期，关中平原的农业继续保持着向上发展的势头。公元前647年，秦国拿出大批粮食支援晋国的饥荒，说明这里已经有了储粮可以向外输送。进入战国，铁制农具的使用和农战政策的推行，使关中平原最早获得“天府”的誉称。
奏统一全国前夕，关中平原出现了规模最大的灌溉工程郑国渠，汉武帝时又兴修了六辅渠、白渠、漕渠、成国渠等，使渭河两岸土地都得良好的灌溉。长安附近被称为“天下陆海”、“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汉书·东方朔传》）。近几十年考古发现了不少西汉中期以后的铁犁铧，出土最集中的是关中平原；赵过代田法首先在关中推行；《汜胜之书》所反映西汉后期关中地区相当高的农业生产技术，这些都表明西汉中期以后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在全国是第一流的。在主要粮食作物方面也有了提高，西周时代关中粮食作物以黍稷为主。战国时以菽粟为主。汉武帝时董仲舒还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可是在成帝时《汜胜之书》中谈到种麦的地方最多，正是关中地区农业水平提高的反映。
西汉以后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遭到两次严重破坏。一次西汉末年的王莽之乱，“长安为墟，城中无人行”。关中地区人口锐减。一次是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长安地区成为战场，“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原来三辅地区有民居数十万户，此后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晋书·食货志》）。魏晋十六国北朝时对关中水利都有所建树，农业生产稍有复苏，但已远非秦汉时可比。
隋唐时期关中平原再度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农田水利倍受重视。唐前期在渭河南北修复汉魏以来旧渠和开凿新渠为数不少，但效益却不理想。如修复的郑国渠和扩建后的三白渠，在唐前期所灌溉面积仅奏汉时代的1/4弱，而后期仅及1/7。所以当时关中地区虽仍号称沃野，然“所出不足以给京师”。而东部平原在隋唐时代农业生产十分发达，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从东部地区运输粮食给关中成为当时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隋炀帝时事实上的首都在洛阳，唐高宗以后很多帝王趋食洛阳，就是为了迎就漕粮之便。隋唐时代关中地区农业不能振兴的原因有三：一是人口骤增，如唐天宝初年京畿道人口达三百余万。而平原上可耕地均已开辟，扩大耕地面积比较困难。二是秦汉以来对泾、渭、北洛河上游的过度开垦，使水土流失严重。泾、渭等河含沙量很高，遂使引以为源的人工渠道淤浅，灌溉作用减低，如唐时郑国渠在石川河以西河段已经淤废。宋代郑白渠渠口淤高，泾水难以引入，水源短缺影响灌溉作用。三是关中地区为王侯权贵之家的集中地。他们在渠道旁竟造碾硙，耗费水量，使渠流梗涩，减弱水利效能。
宋代建都开封，对关中地区不如唐代重视。郑国渠已“全废不可复”，白渠所溉“不及二千顷”。元代关中地“渠隁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员欲种莳，不获水利”（《元史·河渠志二》）。关中地区灌溉系统破坏后，农业发展大受影响。明清时期关中农田水利建设的特点是小型灌溉工程普遍开展，仍不失为西北重要小麦产区。但其在全国经济地位已远不如汉唐时代。晚近以来关中旱灾频仍，无疑与水利衰落有关。
长江上游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是中国古代主要农业区之一。在进入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这里是古代蜀国的土地。在相当中原西周至春秋中期的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以汶山为畜枚”时成都平原已以农业经济为主。战国时代的成都平原已物产富饶为秦国所垂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蜀，置蜀郡。公元前308年秦司马错率巴蜀众10万，大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可见当时成都平原农业基础之雄厚。公元前256年蜀守李冰主持兴筑都江堰，使成都平原一跃为与关中平原并称为“陆海”、“天府之国”的主要农业区。秦定六国，徙大批工商业者入蜀。卓氏、程郑正是六国亡后入蜀，以治铸致富。冶铁的发展，必然促进农业工具的发展，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楚汉之际，蜀汉地区成为刘邦的后方粮仓。西汉末年成都一县有户7.6万，仅次于首都长安县（八万户），在《汉书·地理志》有户口数记载的10个县中占第2位。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出土了不少汉代水田陂塘的陶制模型和汉画象石，都反映当地的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自汉以降，山东、江南有灾，往往下巴蜀之粟赈饥。中原有乱，就有大批人口徙避入蜀。但从未闻有人满粮缺之患。与关中平原相比，成都平原自然条件更优越，又未遭关中战乱的厄运。故农业经济长期不衰。唐时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莫不取于蜀（陈子昂《上蜀川军事》）。平原的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又为仅次于扬州的全国第二大都市。安史之乱，中原衣冠士庶大批流入蜀地，给成都平原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只有扩大耕地面积，提高产量。五代时割据四川的前后蜀政权，府库充实。粮食价格下降至“斗米三钱”（《蜀梼杌》）。后唐平蜀时，得储粮253万石（《蜀鉴》卷七）。足见小小的蜀国农业经济十分发达。宋代成都平原“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从13世纪初开始，先是宋金战争，后是宋蒙战争，“四川累经兵火，百姓弃业避乱”（《宋史·食货志上一》）。以后元末明末清初，成都平原都曾遭受严重的战祸和自然灾害，“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之”（《明史·张献忠传》）。农业生产深受破坏。但由于其水利条件优越，特别是元明清3代在成都平原上反复改建都江堰工程，水利效能不断提高，是中国2000多年来唯一长期保持稳产高产的主要农业区。
东南地区此处专指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据多年考古证明，本区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已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文化。余姚河姆渡遗址有丰富的稻作遗存。据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稻米实物遗存。由此将中国水稻栽培的历史推到了7000年以前。但那时当地还保留着大片的原始森林，湖沼洼地到处存在，在铁器农具尚未使用之前，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发展是有困难的，因而渔猎经济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经济发展的步子比较缓慢。直至春秋时代杭州湾地区的越族还处于“随陆陵而耕种”的迁徙农业阶段。司马迁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应该是战国至西汉初年江南大部分地区的基本状况。
两汉之际，东南地区农业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东汉永和五年（140）在宁绍平原上兴修的鉴湖，溉田九千顷，就是农业发展的典型例子。三国东吴建国东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废郡县之吏，置典农、督衣之官”，在太湖流域大力兴办屯田。东汉末建安以来，中原人民移居东南和将山区越人移出平原后列为编户，为东南农业提供了先进技术和充分的劳动力。接着是东晋南朝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而引起的大规模兴办水利，开辟农田，使东南地区由“地广人稀”变为“土地褊狭，民多田少”的发达农业区。粮食增产后的农田价格上涨，“膏腴上地，亩直一金”。（《宋书·孔季恭传》）南朝末年东南“良畴美柘，畦畎相望”，呈现一片富庶景象。梁天监四年（505）“米斛三十”（《梁书·武帝纪》），也就是说斗米仅三钱。这时东南农业经济的繁荣是可想而知的了。
隋唐统一后，黄河流域农业经济一度得到复甦，而东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势头未减。当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原人口再一次南迁进入东南，水利设施普遍兴建，不久就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之计，仰于东南。”而东南尤以太湖流域常、苏、湖3州为最。后经五代钱镠对太湖流域水系作全面整治，形成了五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灌排系统，又结合太湖流域环境特点，大力修筑圩田，于是“百年间，岁多丰稔”。民间钱五十，可糴白米一石。两宋时期东南人口高度密集，造成耕地不足，于是围湖造田、垦殖海涂成为一时风气。北宋前期占城稻的首先传入东南地区，又为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提供了条件。时吴中一带，“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吴郡志》）。另外，南宋时北人南迁，小麦种植获利倍于种稻，于是东南农户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鸡肋篇》）。一般农家均推行稻麦复种制，亩产大为提高。当时的苏、常、湖、秀（今嘉兴）四州是全国的粮仓。北宋时远送京师开封，南宋时近输行在临安。元时“转粟京师，多资东南，居天下十六七”（《国朝名臣事略》卷四）。明成化年间各地运粮至京师4百万石，南粮占80％，而苏、松、常三府又占南粮中大部分。所以明人谢肇淛说：“三吴赋役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五杂俎》卷三）。当时有“苏松财赋半天下”之说（嘉靖《上海县志》）。清代康熙年间又在苏州地区推广双季稻，亩产显著增加，成为政府最关注的农业区。直至近代东南地区仍然是中国粮食的主要产地。
综上所述，中国几个主要农业区变化的大致过程是：黄河中下游的山麓地带农业起源很早，以后迅速向平原地区发展，大致到8世纪中叶前，成为中国主要农业区。以后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渐趋衰落。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情况大致相同。发展稍迟的成都平原，由于水利条件良好，历二三千年而不衰。长江下游东南地区原始农业起源也很早，但早期受生产力的限制，进程缓慢。六朝以后才飞速发展，两宋时跃为全国农业经济的首位，至今不变。其他如江汉平原、珠江三角洲的农业亦各自有其发展的特点。
（邹逸麟谭其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