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安谋克曾一度有过等级之分。1145年（金皇统五年），金熙宗亶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海陵王亮即位后，于1150年（金天德二年）削上、中、下之名，只称为“诸猛安谋克”。
猛安谋克的成员、户数，前后亦有变化，初虽均为生女真，但阿骨打为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以“归附降人”编为猛安谋克，亦用猛安谋克名授其首领以统其众。早在攻克辽黄龙府，击败“辽兵号七十万”后，即于1116年（金收国二年）下诏，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后抚定奚族及分南路边界，挞懒表请设官镇守，又答“依东京渤海列（例）置千户（猛安）、谋克”。金兵中有渤海军8猛安，奚军9猛安。汉和渤海人习于州县制，1124年（金天会二年）金兵攻拔平州后，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统帅完颜宗望以“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为由，乃罢是制。10余年后，又废除辽东地区汉和渤海人中的猛安谋克。1140年（金天眷三年）太宗吴乞买罢除此地汉和渤海人的猛安谋克，改行州县制，但有功于金的汉和渤海人仍可为猛安谋克官。1145年（皇统五年）熙宗直“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于其国人”。契丹猛安谋克的罢除，始于移刺（耶律）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的1163年，是年八月，金世宗雍下诏罢契丹猛安谋克，以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此次罢除虽主要是参加移刺窝斡起义的契丹诸猛安谋克，但其余的及奚人的猛安谋克，后来也逐步被废除。人户数的变化，1114年以前，一猛安、谋克的人数本无定制，此后亦非一直是300户为谋克，10谋克为猛安。由于谋克内户数增加，金世宗于1175年（金大定十五年）下诏再定猛安谋克户，每谋克不超过300户，7—10谋克为猛安。据大定二十三年的统计，时女真猛安共有202个，谋克1878个，凡615624户，平均每猛安虽未超过10谋克，但每谋克有320余户。金宣宗南迁后，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每谋克只25人，4谋克即为猛安，而一谋克内实际能作战者又只有18人（除去旗鼓司火头5人），几乎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为抵御蒙古军南下，宣宗亶于1222—3年（金元光年间）招义军，亦只以30人为谋克，5谋克为千户（猛安）。说明金南渡以后，猛安谋克组织实已崩溃。由此可知，猛安谋克人户数的变化，反映了金代女真旅的兴衰。
二、猛安谋克的迁徙及作用
女真贵族为了军事发展的需要，巩固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多次将居于故地的猛安谋克迁到新占领地区。纯属于这类性质的迁徙，主要在太祖、太宗、熙宗三朝：
太祖阿骨打在攻拔宁江州、黄龙府、泰州等地后，先后将一批猛安谋克迁驻其地。最早迁徙始于1116年（金收国二年），以银可术为谋克，“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屯驻宁江州。两年后（金夭辅二年），娄室认为黄龙府乃“一都会”，若有变，邻近地区会“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阿骨打“乃命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往镇之。1121年（天辅五年），又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为由，派完颜昱、宗雄视察泰州土地。昱等返回时，“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民户万余”，以祖居按出虎水的婆卢火为都统率之往。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即被迁居泰州。临行，阿骨打还特赐其耕牛50头。
太宗吴乞买即位，不久灭辽，金开始了争夺中原地区统治权的新时期。当用武力占领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后，陆续将大批猛安谋克从东北地区迁入华北各地。迁徙始于1126年（金天会四年），宗望受命将一批猛安谋克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
1133年（天会十一年）秋，“金左副元帅宗维（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抵达华北地区后，星罗棋布，散居四方。被迁的还有契丹、奚、渤海等族人。为了使迁居新地后的猛安谋克真正能起到“戍边”作用，太宗于1131年（天会九年）四月下诏，对匮于衣食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户为四口”等优厚照顾。
熙宗直于1136年即位，次年废掉刘豫傀儡政权后，“虑中州怀二三之意”，特别是1141年（金皇统元年）金与南宋达成“绍兴和议”，淮河以北之地划归金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将大批猛安谋克南迁的高氵朝。经过这一次迁徒后，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路、关西四路皆有之，“皆筑垒于村落间”。猛安谋克户和猛安谋克军以小集中、大分散与当地汉人杂处，政府按户口分给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粮。同时被迁的，也有契丹及奚人。
猛安谋克的迁徙，非仅限于上述三朝，除了金末宣宗殉南渡的迁徙不论外，主要的还有以下几次。不过此后的迁徙，一般说来，大多都是因其内部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与以前有别。
海陵王完颜亮弑熙宗直即皇帝位后，于1153年（金贞元元年）由会宁迁都燕京。为了削弱东北地区女真大贵族的势力，防止“上京宗室起而图之”，亦为了加强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约在1156年（金正隆元年），将上京宗室诸王的猛安谋克，大批迁到今北京市及河北、山东等省。属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及右谏议乌里补之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被迁于中都（今北京市）；斡论、和尚、胡刺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果国公勃迭等8猛安，被迁居今山东省境；阿鲁之族，被移到北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按达之族，被迁到河间府（治今河北省河间县）。
金世宗完颜雍时期，猛安谋克大规模的迁徒有四次：1179年（金大定十九年），世宗将原居按出虎水的被完颜亮迁到河南的8猛安，徙居大名、东平之境。次年，将河北东路遥落河、移马河两契丹猛安迁于大名、东平等路安置；1183年，又迁山东东路8谋克到河北东路的河间府，置于酬斡、青狗儿两猛安旧居之地，迁到河间的宗室未徙者令尽徒于平州，同时，又将山东东路忒黑河猛安之蘸答谋克、移剌闵斡鲁浑猛安之翁浦谋克、什母温山谋克9村人户徙于刘僧，安和2谋克“旧地”；1184年，在东北地区将速频、胡里改3猛安24谋克迁到上京率水、胡刺温水之地。综观世宗四次迁徙的原因：一是完颜亮时把宗室之猛安迁到土质较差的河间地区，世宗为了安抚宗室贵族，将其转迁到土质较肥沃的平州；同时亦因宗室在此“侵削居民”；二是将遥落河、移马河2契丹猛安迁到大名、东平，是“欲令与女直户相错，安置久则自相姻亲，不生异意，此长久之利也”；而将速频、胡里改路众多谋克迁往上京，除上述原因外（因大定初不少契丹人被迁散到上京地区），还由于完颜亮把上京诸猛安甫迁后，上京空虚，世宗“欲上京兵多”，备“缓急”之用，而速频、胡里改人又“骁勇可用”。
经过多次大迁徙后，据统计，东北地区驻有99猛安，迁到中原的有70猛安。
金宣宗完颜珣南迁，又将河北的猛安谋克军户迁到河南，初迁往“百万余口”，后“革去冗滥”，述有42万有奇。
猛安谋克作为女真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前期起过积极作用，归纳有以下几点：首先，对把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女真族，起了促进作用。自阿骨打在1114年确立猛安谋克后，不仅生女真，就连辽东等地的熟女真亦被纳入猛安谋克组织之中，于是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就这样形成了。第二，阿骨打创建的猛安谋克，虽是一种地域组织，但仍具有浓厚的血缘关系。这种以地域、血缘因素为纽带的猛安谋克，形成了强大的亲兵集团，在灭辽攻宋战争中，相互照顾，大大增强了女真兵的战斗力。第三，团结了归附降人。生女真的人数相对来说是不多的，中原人认为它不过“一部族耳”。可是自阿骨打起兵后，女真贵族只用了10余年时间（至1127年），就灭掉了辽与北宋，除了女真兵的勇猛善战和辽、宋的腐朽外，即是女真贵族对降附的汉、渤海、契丹和奚等族人，亦用猛安谋克编制，并用猛安或谋克称号授其首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们的反抗情绪，起到了“为我所用”的作用。第四，由于猛安谋克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所以女真贵族能随着新占领地区的不断扩大，迅速将大批女真人迁到新占领地区屯驻，从而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但是在女真贵族把猛安谋克搬到中原地区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后，它又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束缚女真人前进和进行民族剥削压迫的工具。
第三节“勃极烈”的废除与封建化
一、金初的“勃极烈”制
1115年元月，阿骨打建国称帝，标志着生女真社会奴隶制的正式确立。为适应奴隶制国家的需要，于是年七月将存在于生女真大军事联盟下的都孛堇、国相、孛堇议事会，改组为参主朝政、共议国事的最高权力机构——勃极烈制度。它保有古老联盟议事会制度的痕迹，以合议制形式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虽是一种辅佐皇帝的政治制度，但皇帝的权力受到诸勃极烈的牵制。这一制度施行凡20年，中经太宗，至熙宗时才被废除。
勃极烈的含义，一般认为是“孛堇”一词的异译。勃极烈议事会的成员，前后有增减变化。初，阿骨打以其弟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国相撒改为国论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弟斜也（杲）为国论吴（一作昃）勃极烈。由于都勃极烈改称皇帝后不复再用，故勃极烈成员初为4人。两个月后，改国论勃极烈撒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增阿离合懑为国论乙室勃极烈。次年五月，又有斡鲁为迭勃极烈之事。
1121年（金天辅五年）国论胡（忽）鲁勃极烈撒改死，次月升吴勃极烈斜也为忽鲁勃极烈，以蒲家奴补昊勃极烈之缺，又新设移赉勃极烈，以宗翰为之。1123年阿骨打死，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即皇帝位（庙号大宗）后，升斜也为谙班勃极烈，命宗干为国论勃极烈。次年，增设阿舍勃极烈，以谩都何为之。1130年（金天会八年）谙班勃极烈斜也死，以储嗣位久虚，在诸勃极烈干与下，1132年太宗以阿骨打嫡孙合刺为诺班勃极烈；同时为加强皇权，对诸勃极烈作了一次调整，以其子宗磐为国论忽鲁勃极烈（相当尚书令），国论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左勃极烈（左丞相）、移赉勃极烈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右丞相）。至此，勃极烈议事会成员遂又为4人组成，其余诸勃极烈，或死或升迁后未再递补（只有谙班勃极烈和国论勃极烈有了出缺才重新调整和补充），如阿买勃极烈辞不失、昊勃极烈斜也死后均未再补；移赉勃极烈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后也未补任；阿舍勃极烈谩都诃死后也不见有补任此职者。说明中央统治机构中的高级官职经过一段发展后制度化了，又表明随着社会发展贵族势力的分权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中央集权有了进一步加强。
1135年，谙班勃极烈合刺即皇帝位，是为熙宗，不仅未递补谙班勃极烈空缺，且又以国论右勃极烈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被任命为尚书令、太师；国论左勃极烈宗干为大傅。次年，三人“并领三省事”。标志着勃极烈制度在1135年已被废除。
勃极烈的成员，均为金皇室和宗室的显贵，连异姓完颜亦被排斥在外。上述担任过勃极烈的12名成员，与皇帝的关系及世系为：吴乞买为太祖阿骨打同母弟，世祖第四子；撒改是太祖从兄，世祖侄，景祖孙；辞（习）不失是太祖从叔，景祖侄，昭祖孙；斜也为大祖同母幼弟，世祖第五子；阿离合懑是太祖叔父，景祖第八子；阿徒罕（？）；蒲家奴为太祖从兄弟，景祖孙；宗翰为太祖从侄，撒改长子。太宗时新增补的宗干，为太宗侄，太祖庶长子；谩都诃为太宗叔父，景祖子；合刺为太宗从孙，太祖嫡孙；宗磐为太宗嫡长子。由此可见，诸勃极烈与皇帝之间，或为兄弟，或为叔侄，或为父子，并由多家族联合制向以太祖家族为主演变。由于诸勃极烈与皇帝之间的这种关系，又是赞助太祖、太宗创业治国，定社稷的功勋，故一经被任命，便成了终身之职。
诸勃极烈称号的含义及职掌，总的说，是用来“升拜宗室功臣之序”，兼有辅佐、议政、行政、司法和军事等职能。具体分别为：都勃极烈，总治百官，犹汉云冢宰，即最高的勃极烈，总管一切国政，此称号仅阿骨打在称帝前用过，称皇帝后被取消了；谙班勃极烈，官尊且贵，为皇帝的继承人，大宗、熙宗均由此职即皇帝位，平时“贰国政”，皇帝出征时“监国”；国论勃极烈（左、右），意为国之勃极烈，即国相，金国建立前的国相撒改在勃极烈制度初建时被委此职；国论胡（忽）鲁勃极烈，即统领官，在增设国论乙室勃极烈时，并以撒改为之，疑即国相；阿买勃极烈，为治城邑之官（有人认为阿买力“厄木”之对音，意为第一，即第一勃极烈，执掌女真内部政务）；国论昊（昃）勃极烈，主阴阳之官（或谓此为管理众人的第二勃极烈）；移赉勃极烈，女真语位居第三曰“移赉”；乙室勃极烈，为迎迓之官，即负责外交之长官；阿舍勃极烈、扎失哈勃极烈，《金史·国语解》中有后者而无前者，为守官署之称（纪传中有前者而无后者。一般认为阿舍即扎失哈，是同一语词音译不同异写）；迭勃极烈，“淬贰之职”，即副职，在诸勃极烈中位居最末。上述职守，仅有习惯上的分工，在实际生活中，诸勃极烈皆“参议国政”，诸如除授汉地方官吏。选立储嗣等，往往均可参预。
二、汉官制的采用
官制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而又废除。女真贵族南下开拓的区域，多为封建经济和文化有高度发达的汉区，在初采用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猛安谋克制统治遭到抵制后，便改用辽、宋习用的汉官制。金朝采用汉官制，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即先在部分地区施行，最后在中央废除勃极烈制度，采用三省六部制。不过，由于女真族本身特点决定，在中央采用汉官制后，在女真人中仍用作为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猛安谋克制度尽管自熙宗以后内容也在起变化，但直至章宗时它与汉官制地方系统的路、府、州、县并存。
汉官制的采用，始于1122年（天辅六年）金太祖时。在进军燕京前，诏“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攻下燕京后，辽知枢密院事左企弓、虞仲文、刘彦宗等奉表降，使“复旧职”，以左企弓守太傅、中书令，虞仲文为枢密使、侍中，等等。次年，太祖在招谕平州时立爱时又云“在彼大小官员可皆充旧职。”是年，金兵按约退出燕京，乃仿辽南北官制，设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以左企弓主院事，并下诏“此路事务申都统司，余皆取决枢密院”
金太宗即位后，随着新占领区的扩大，又着手在中央筹建汉官制。
1124年（天会二年）太宗再克平州后，将置于广宁的中书省、枢密院移置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第二年进入燕京后又移之于燕京，并“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与此同时（约在天会二、三年间），云中亦建立一个枢密院。时称“东朝廷”、“西朝廷”。当时掌实权的斜也、宗干了解了汉官制的优越性，便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史载“天会四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或云是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疑此指刘彦宗死，燕京枢密院并于云中枢密院后在燕云及黄河以北地区推行的三省制。在此前后，1127年（天会五年）灭北宋，大批猛安谋克户被迁入中原。太宗于1134年（天会十二年）颁布“初改定制度”诏书，“法古立官”，“首建官于台省”，并把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的韩企先调到上京（中央），授予尚书右丞，参加汉官制改革。这一年是金在中央着手建立汉官制开始之年。而太宗病卒于是年，改革不得不中止。
1135年（天会十三年）元月熙宗即位，首先完成太宗未完成的改制方案。三月，宣布在中央废除勃极烈制，改用“循辽、宋之旧”，兼采唐制的汉官制，设立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逐步设置了六部，又在皇帝之下设三师、三公，三师并领三省事。尚书省设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副相）。中书，门下二省分置中书令、侍中，由左丞相兼侍中，右丞相兼中书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介绍熙宗这次改革：“初，金太宗晟（本名吴乞买）尝下诏改正官名而未毕，至是置三省六部，略仿中国之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参知政事。侍中、中书令皆居丞相下，仍为兼职……六部初止吏、户、礼三侍郎，后置三尚书，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书、郎官，左右司及诸曹皆备。”1137年（天会十五年）废伪齐后，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今开封市）。次年（天眷元年）八月，颁行官制”。新官制内容包括官号、品次，职守等。后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熙宗改革官制，在中央设立的机构除三省六部外，还有都元帅府、大宗正府、宣徽院、国史院、御史台、翰林学士院、殿前司、劝农司、记注院、太常寺、秘书省等。他还在官吏选举、俸禄和仪礼等方面作了改革，颁行了封国、封爵等制度。在地方，设京、路、府、州、县。金朝官制全国遂趋于统一。
熙宗以后，海陵王在1150年（金天德二年）废除行台尚书省和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改后受尚书省节制）后，1156年（金正隆元年）对官制又作了一次重大改革，主要是罢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尚书省直属皇帝，为最高行政机关，使权力更集中。在改革中，尚书省内部也作了一些调整，如罢去原置平章政事官。此后，金朝官制只局部稍有增损，再无大变动。所见变动中主要有世宗时增设平章政事两人，章宗时增置提刑司等。
汉官制的采用，加强了中央集权，加速了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给各民族有识之士进入仕途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金朝统治区内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三、奴隶制的废除
女真社会经历了奴隶制发展阶段后进入封建社会。不过，女真社会奴隶制具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存在时间较短，从确立到废除仅100年；二是在总人口中，奴隶人数占的比例不大；三是作为金代女真主体的生女真，虽在金国建立前早有因战争、负债或犯罪等折身为奴的，但金朝女真社会的奴隶，主要是对辽、宋战争中被俘掠来的外族人；四是伴随着金国建立及发展，女真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诏赎放奴隶和禁止权贵买民为奴。因之，女真社会奴隶制的确立（即进入奴隶社会）和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时间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生女真社会奴隶的出现，如前所叙，始于函普时代。11世纪中叶以后，各部间的战争已以掠夺人口、财物为目的，到了12世纪初（康宗时）卖身和债务奴隶也出现了。
1114年阿骨打进攻宁江州前宣布：“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表明当时女真社会内的奴隶在总人口中已占有一定数量。上述事实只说明全国建立前女真社会奴隶制度的发展进程，不能证明已是奴隶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上种社会形态必须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只能是大金国的建立，在此之前，无论是乌古廼被辽授为生女真部节度使，还是阿骨打袭穆宗位称都勃极烈，都称不上是这一变革的标志。
女真社会奴隶制的崩溃，始于金熙宗时，中经海陵王和世宗两朝，到1190—1208年（明昌、泰和年间）才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从太祖朝看，《金史》记载“放良”的史事凡4条；先是阿骨打在进攻宁江州前誓师时许诺，对作战中有功的奴婢部曲可“为良”；隔一年后，又对为求生依附豪族、犯法和借债等折身为奴的，下诏“并听以两人赎一人为良”；1122年（天辅六年）在进攻燕京前，针对攻克辽上京、中京等地有大批辽民逃亡情况，宣布“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攻克燕京后，又宣布“其间被虏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上述四条赎放奴隶的记事，或是为了保证反辽战争的胜利，原为奴隶者，达到提出的要求可“为良”；或是对原为自由民因种种原因沦为奴隶的，需以人对赎或“自赎”才能恢复自由民身份，可见太祖“放良”并非为了废除奴隶制而解放奴隶，这些“放良”措施，均是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奴隶制政权。
太宗在位期间，发布奴隶“放良”诏令多至9道。同样是在不触动奴隶制度的前提下，为灭辽攻宋战争的胜利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9道诏令大多是“赎放”令，只有两道是“释放”。而两道释放诏，一在1123年宣布对女真人中先附辽后被虏者的政策时，“其奴婢部曲，昔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民”说的；一在1130年诏“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前者是为了争取灭辽战争的最后胜利，后者是因当时金兵正打到长江以南，需要有更多的自由民补充兵源。由此可见，太宗发布“放良”的诏令虽多，但与为废除奴隶制的“放良”不同。相反，太宗晚年于1131年曾宣布，新徙戍边户“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户为四口”，还是维护奴隶制度的措施。
女真社会奴隶制度崩溃始于金熙宗时，标志是他在1135年即位后，即废除了代表奴隶国家政体的勃极烈制，采用封建的汉官制。不过，由于这一改革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内，在位时期丝毫未触动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又持“维兹故土之风，颇尚先民之质，性成于习，速易为难，政有所因，姑宜仍旧，渐祈胥效，翕至大同”的态度，故熙宗时还只是女真社会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开始。
女真社会奴隶制经济基础的解体，发生在海陵王和世宗两朝。作为女真奴隶制经济基础的牛头地制度，始行于1121年（天辅五年）。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朝由于随着南侵疆域扩大，大批猛安谋克迁居中原，实行大规模括（刷）地，予以百般照顾，由于猛安谋克户与汉人错居杂处，使牛头地制度迅速受到破坏。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牛头地分配制度上：原规定。每耒牛1具，限民25口，受田4顷4亩有奇，但官民每户占地不得过40具，即不得超过176顷。到海陵王时，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权贵之家，参知政事纳合椿年一家占地达800顷，“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二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其次是租佃制的迅速发展。世宗大定年间，山东、大名等路的猛安谋克户民，由于处于统治民族地位，对从国家分得的牛头地，自己不耕种，“尽令汉人佃蔚，取租而已”。其它地方出租土地更甚于山东、大名等路，如附都的猛安户，将地“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近畿之地的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第三，由于租佃制的发展，和世宗实行占有奴隶多少也作为“科差”的依据之一，奴隶不仅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多了反成负担，于是出卖奴隶也普遍出现了，连远离中原的上京路女真户，也“自卖其奴婢”。以上变化表明，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到世宗朝已经全面崩溃，但仍未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金世宗虽有“小尧舜”之称，却是一位守成者，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不是积极地去促进，相反竭力加以阻止，或下诏禁止出卖奴隶；或派官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如能种而“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还对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皆放良的刘现，问罪贬官。
1189年章宗即位，他是一位“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的金朝帝王。对世宗时期女真社会发生的新变化，积极采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不仅在1189年（大定二十九年）宣布全部二税户（农奴）为良，“诏宫籍监户旧系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为良”；而且又于1191年（明昌二年）公布了废除了奴隶制度和禁止诱良人为奴的“更定奴诱良人法”，1201年（泰和元年）规定“放良”子孙可“应诸科举”，两年后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使出租土地合法化。事实说明，女真社会至此真正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第四节女真与汉、党项等民族的关系
一、女真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