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冀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争夺，始于金太宗，延至金亡，长达100余年。由于争夺战争的战场均在汉人区，加之女真贵族在战争中纵兵抢掠，因此一个国家内两个民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被民族战争的形式所掩盖；又由于双方内部均存在主战派与主和派或投降派，使争夺更复杂化。
100余年里，战与和的发展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
1123年至1130年为第一时期。女真贵族大举南入，北宋灭亡和南宋统治者仓惶南逃。在金太宗完颜晨即位前，北宋统治者欲借阿骨打的力量从契丹人手里夺回燕云十六州。经过反复交涉，1120年（金天辅四年），宋、金订立了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太宗即位后，由于北宋未能遵守不招纳南逃叛亡的誓约，女真贵族宗望等又闻童贯等“治兵燕山”，遂向太宗进谏，“苟不先举伐宋，恐为后患”。金太宗便以宋背盟违约为理由，1125年（金天会三年）在灭辽后，下诏南下伐宋。从此开始了100余年连绵不断的争夺战。次年正月，金兵包围了北宋都城汴京，宋徽宗南逃，钦宗即位。是年底，钦宗向金投降，被俘北徙。
1127年二月，金立傀儡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北宋亡。是年五月，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县），史称南宋。当闻张邦昌被赵构杀后，金太宗发兵大举南下，先追赵构至扬州，再追到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直追至海上不知其去向才还军。金兵北返途中，在镇江遭到宋军阻击，“横尸十五里”，统帅兀术（宗弼）“穷蹙”。兀术后虽率军转战到江宁（今南京市），于1130年夏渡过长江，但表明金已无法征服南宋。女真贵族改变大举南侵的战略自此始。
1130年至1165年为第二时期。女真贵族采取以战迫和，巩固已取得的利益；南宋统治者则妥协退让，苟且偷安。金兵撤回江北后，一些女真贵族认识到，“怀柔之道有所未尽”，时女真兵内又出现厌战情绪，经过一番策划，金太宗一面调宗弼等到兵力不足的陕西战场，一面立宋原济南知府刘豫为大齐皇帝，将山东、河南、陕西地归其管辖，利用他作为对付南宋的藩篱。随之，女真贵族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日益尖锐。1135年太宗死，熙宗即位，金国主战的宗翰死，倡议以“废齐归地”与宋的主和派挞懒掌握了兵权。在宰相宗磐亦同意议和的情况下，熙宗同意“以河南、陕西地与宋”的要求，条件是，宋对金称臣，岁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
1139年和议成。太傅宗干、左副元帅宗粥初虽亦主和，但不同意将河南、陕西地归宋，在和议成后，为收复“河南地”奏请诛挞懒。
1139年，熙宗杀挞懒，接着“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金兵初虽获得了一些胜利，但遭到宋军顽强抵抗，多次被击退，于是和议又开。1142年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按规定，金、宋东以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岁贡银绢各25万两匹。
1149年海陵王弑熙宗即位。他不满足金已得利益，又不顾及金的经济、军事力量和内部重重矛盾，欲“万里车书已（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企图要统一中国之心跃然纸上。
1161年（正隆六年）自将32总管兵凡60万人伐宋。海陵王南伐的次月，完颜雍发动政变，在辽阳即皇帝位，是为金世宗。海陵王在瓜洲被弑后，世宗面临诸如大将纥石烈志宁等一些女真贵族反对他称帝等问题，使金不能与宋继续作战，即派高忠建等使宋，主动表示“罢淮甸所侵以修好”。南宋王朝本是一个偏安政权，这时主战派想趁金内部不稳，出兵一举收复中原，但宋高宗既不重用主战派人物，也不同意北伐，为金世宗赢得了时间，可用全力整顿内部。正当契丹人起义被他镇压下去时，宋高宗让位于血气方刚、图复中原的宋孝宗，南宋主战派势力抬头。孝宗虽起用主战派，但朝中投降派势力很大；张浚发动北伐后，前线主要将领不和。致使有“符离之溃”。投降派乘机攻张浚，“张浚乞致仕，且请通好于金”。宋孝宗亦欲议和。纥石烈志宁在赴任“经略南边”时，金世宗曾面谕，“宋若归侵疆，礼如故，则罢兵”，故致书于宋。在志宁的威胁下，宋派卢仲贤往金营议和。经多次往来交涉，1165年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主要内容：恢复绍兴和议划定的疆界，改君臣相称为叔侄相称，减岁币10万。与绍兴和议相比，金作了让步，即宋不再向金称臣，岁币银绢各减5万两匹。
1165年至1214年为和平相处第三时期。后期曾有几年兵戎相见，终以宋失败告终。隆兴和议签订表明：金不仅不能灭南宋，就是保住已夺得的利益亦要付出一定代价，所以金采取保边防宋的方针；南宋的主战派也认识到，夺回中原失地不是一件易事，只能以待时机。因此，双方和平相处维持了40余年。
12世纪末，金国境内连年遭灾，北部鞑靼等部屡次扰边，致使兵连祸结，府库空匮，“群盗”蜂起，民不堪命。时南宋韩侂胄手握军政大权，谋恢复中原以图盖世功名，于1205年草率发兵北伐。金章宗璟得知宋筹划北伐，虽不同意群臣“先举”之策，但亦命仆散揆会兵于汴（今开封市）以备之。韩侂胄北伐本是“侥幸万一”，故初战屡受挫。当仆散揆兵分九道以声西击东渡淮后，宋军溃走，自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仆散揆便向宋表示“欲通和罢兵”。韩侂胄亦以师出屡败，转而“愿讲和息兵”。
1207年议和再开，金提出：改叔侄国为伯侄国，增岁市30万两匹，犒师钱300万两，还淮北南流人，以韩侂胄头赎淮南地。杨后与兄杨得山及史弥远勾结一起杀韩侂胃，答应金的条件，次年议和成。
1214年至1234年金亡为第四时期。宋先欲趁金多事之秋，后欲借蒙古兵之力以取中原；金无力抗拒蒙古军南下，企图夺取南宋地以图存，于是双方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1211年蒙古兵大举侵金，南宋见“金国有难”，先不按时给金岁币，后于1214年发兵攻金。金初取守势，后宣宗殉在术虎高琪等“侵宋以扩疆土”的鼓动下，1217年发兵渡淮伐宋。金多次发动进攻虽在东、西两面取得小胜，但终不能南下。
1219年初，宣宗欲乘胜与宋议和，遣使至淮河中流，遭宋拒绝，战事又起。金哀宗守绪即位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特别是蒙古兵南下的威胁，拟与宋休战，并“榜谕军民，更不南伐”，仍未得到宋响应。南宋既不同意议和，但亦无力灭金。在北方，蒙古贵族鉴于多次与金作战，光靠自己力量一时难以灭金，1233年初（宋绍定五年十二月）遣使至宋，“议夹攻金”，南宋朝臣除赵范外，皆同意与之联合，“可遂复仇之举”。是年十月，宋兵从蒙古兵“合围金主于蔡州”。1234年初，女真贵族建立的金王朝终在蒙、宋联军围攻下灭亡了，而甫宋苟延了40余年，后亦为蒙古所灭。
二、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文化交往
在10世纪中叶（北宋初），辽统治下的女真人已向宋多次贡“名马、貂皮”，熟女真与山东半岛的汉人更有民间往来，将马海运出卖。在金、宋对峙的100余年里，双方统治者虽断断续续有过三分之一时间的武力争夺，但两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一直很频繁。主要是通过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两条渠道。
榷场贸易：榷场，为双方商人在政府严格监督下的互市场所。金宋设榷场之议，始于1123年初，阿骨打在致宋国书中首先提出，选择“稳便处所，起置榷场”，以通贸易。宋随即答书“并如来书所谕”。由于金灭辽后旋即发动征宋战争，设置之议未见实行。绍兴和议后的1142年，金同意宋在沿边设榷场，先后于寿、邓、唐、秦、颍、蔡、巩、洮、泗等州及凤翔府、胶西县等地设立榷场，宋则置榷场于盱胎军、淮西、京西、陕西等地。榷场在开设17年后，因海陵王积极准备南伐，金除留泗州一处外，余皆关闭；宋相应亦只留盱眙一处，余并罢之。战争爆发后，双方仅存的一处，亦均关闭。1164年，隆兴和议成，随之金复榷场，宋亦于次年在盱眙军、襄阳、寿春、光州等地复置。10余年后，金疑宋与西辽“交通”，对陕西沿边榷场除留一处外，余悉罢之。1205年，宋发动开禧北伐，双方榷场又多关闭。3年后和议再成，宋请如旧置榷场，金在唐、邓、寿、泗、息等州及秦、凤之地复置。此后，金、宋用兵之日多，榷场废置无常。来由榷场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牛、犀角、丹砂、香药、生姜、陈皮、糖、干鲜果、丝织品、木棉、虔布、铜钱和米等，金向宋输出的，有北丝、北绢、北珠、貂皮、松子、蕃罗及人参、甘草、紫草和红龙等。从金、宋两王朝在榷场岁获的税收额看，榷场贸易量很大。如：金泗州场大定年间岁收入53467贯，承安元年增至107893贯；其间宋亦岁得43000贯。又如秦州西子城场，大定年间恢复时金岁获33656贯，承安元年年收入比大定时增加近4倍。
民间走私贩卖：金、宋在和平相处时虽有榷场交易互通有无，但由于时战时和，故双方对榷场贸易品凡属军用或紧缺物资，多次下令禁止，致使这些物品成为走私贩卖的主要货物；另一方面，商人为了逃避纳税获厚利，对榷场允许交易的货物亦偷运私相买卖。于是，民间的走私贩卖成了两民族人民互通有无另一主要渠道。岑家梧认为，走私贩易货物不论种类和数量，都比榷场的多得多。因为宋臣在讲两淮间私相贸易之弊时，举郑庄私渡贩运的牛，“每岁春秋三纲，至七八万头”。金方私贩出境的，主要为盐、米面、马等，宋方偷运卖出的，主要有茶、米、银、铜钱、耕牛、战马等。
金境内的女真和汉人间的经济交往，虽无上述大宗贸易，但存在频繁而广泛的交换则是事实。此外，宋每年向金纳银绢数10万两匹，双方贺正旦、生辰时的馈赠等，实际亦起了经济交流作用。
女真与汉人的文化交流，由于女真崛兴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当时汉文化已相当发达，交流主要表现为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但因金、宋对峙时期女真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故女真文化也给汉人以强烈影响。女真人吸取汉文化，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从降金和陷金的汉族士人与官吏获得；再是向被扣留于金的宋使臣学习；三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和汉人诗文集。
金在灭辽破宋的过程中，俘获了大批仕辽、仕宋的官吏和士人，女真贵族对其中有用之人材，不仅吸收他们参加政府工作，用其帮助创建各种制度和建立城郭，而且还拜之为师，向其学习汉文化。如：韩企先，燕京人，仕辽官至中书令，降金后，金太宗知其博通经史，调至京城，担任尚书右丞相，对仪礼制度“或因或革，咸取折衷”。韩昉亦为燕京人，辽末进士，归金后，不仅许多制度的创制皆出其手，而且后来即位的熙宗，亦从其获得儒学之教，“尽失女真故态”，熙宗推行汉官制，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响。张用直，为居辽临演府的汉人，“少以学行称”，陷金后，被宗干招致于家，做了海陵王亮及其兄充的老师。亮为王后，又令教其子，并说：“朕虽不能博通经史，亦粗有所闻，皆卿平昔辅导之力。太子方求学，宜善导之。”金朝帝王及贵族如此崇尚汉文化，一般女真人在与汉人错居杂处中向汉儒学习，自不待言。
在金、宋交往中，宋遣赴金的使臣，许多均是文化造诣很高的人，金扣留他们不放归，或授之以官，或请以为师，向其学习汉文化。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有：字文虚中，蜀人，1128“年（金天会六年）使金，女真贵族颇爱其“才艺”，加之官爵，即受之。他与韩昉等人为金廷“掌词命”，又为撰金《太祖睿德神功牌》文，为熙宗批答大臣奏请，是宋使中对熙宗改革影响最大的物。张邵，乌江人，1129年奉命使金被扣留，又因不屈被拘囚，居会宁时，“金人多从之学”。洪皓，番易（鄱阳）人，出使金国被扣留10余年，刚直不阿，辞不就官，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金人“争钞诵，求锓梓”。金宰相完颜希尹爱其才，“使教其八子”。《宋人佚事汇编》中还谈及其在金期间，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默写在晒干的桦树皮上，教授当地的百姓子弟，被称之为“桦皮四书”。
女真贵族对取得汉图书文籍，视同珍宝，甚或过之。早在1121年阿骨打发兵攻取辽中京时，就诏谕诸将领：“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1127年初，金统帅宗翰在灭北宋还军时，将来都城中的公私图书典籍与玉帛、室玩等大索一空，载之以归。另外，南方一些士大夫赴金国时，亦皆携入不少书籍。汉籍入金后，成了女真人学习汉文化的又一主要途径。熙宗即位后，读《尚书》、《论语》等，夜以继日。为了不懂汉文的女真人学习汉文化，金设立了译经所。根据金世宗旨意，译经所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于1183年（大定二十三年）呈进世宗。世宗命宰臣颂行，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章宗时，学士院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诗文集26部。章宗犹不满足已得的汉籍，1194年（明昌五年）又下诏求购《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
除上述外，淮河以北金国境内广大的汉族士人在两民族文化交流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女真文化虽不及汉文化发达，但亦对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营养。如宋时一些记载女真史事的书籍：洪皓的《松漠纪闻》和《金国文具录》、张师颜的《金虏南迁录》、田玮的《北鄙须知》、字文懋昭的《大全国志》、张汇的《金虏节要》以及《金国明昌官制新格》、《大金集礼》、《金国世系》、《塞北纪实》等，大多都是汉人写的，无疑参考了女真的文籍或据所见所闻所传闻写成。
两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彼此相互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两民族人民的生活。在经济方面，金上京地区的今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绥滨县等地出土的金代铁、铜、银制车马具，明显看出深受中原地区的影响；而八里城发现的镰刀等农具，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相似，又基本上和解放前东北农村中使用的接近。另一面，今夏令时品西瓜，洪皓在返回南宋时，将女真地区的优良种子带到了他的故乡今江西省鄱阳县，使西瓜在南方得以普遍栽种。在文化方面，汉文化对女真的影响是很深的：女真人习汉语，改汉姓，“学南人衣装”，信道教；女真文字依据“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创制；金熙宗令侍臣敬仰孔子，认为“其道可尊”，金世宗等命女真人“知仁义道德”；今黑龙江省出土的金代铜镜图案大多取材于唐宋传奇故事，等等。女真文化对汉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南宋都城临安，早在1163年（宋隆兴元年），已“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从金境返回、“归正”至南宋的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而在金境内的原北宋都城（今开封市），女真衣冠当时更为流行，范大成的《相国寺》诗中即有“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之句。
三、女真人与党项人的政治、经济联系
女真与党项，在辽代一为辽属部，一与辽为甥舅国，两民族居地相去万里，无直接交往。在金灭辽过程中，1122年女真兵追辽天柞帝至西夏毗连的辽西京地区，从此揭开了女真人与党项人的联系的篇章。
女真与党项族的政治联系，主要体现在两民族各建立的金与西夏两个政权的交往活动上。
1122年，天柞帝“走阴山”，西夏王李乾顺派大将李良辅率兵3万驻天德，开始了女真人与党项人的直接接触。两军交战后，女真兵初小受挫，后斡鲁与娄室合兵夹击，大败西夏兵于宜水。次年，西夏先发兵屯可敦馆，阻止女真兵追辽帝，后又遣使请逃亡在外的天柞帝“临其国”。女真贵族为“沮疑其救辽之心”，于是年改变方针，遣使至西夏“示以和好”，并答应“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贡”，许割地以作酬尝，西夏贵族并未立即答应，后金将宗望又写书给李乾顺说：“果欲附我，当如前谕”，并威胁说：“若犹疑贰，恐有后悔。”在辽灭亡已无法挽回的情况下，西夏才向金太宗进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金许诺将辽属下塞以北，阴山以南，吐禄泺以西地割给之。辽灭后，李乾顺依金的诺言，于1126年进军天德、云内、武州、河东八馆之地，又攻占北宋震威城。不久，金趁西夏争夺宋西线之地，一面发兵南下攻北宋，一面遣将率数万骑以出猎为名，“逼逐夏人”，夺取天德、云内等州之地。次年，北宋亡，南宋继立，女真贵族为联夏制宋，消除西夏贵族的怨愤，将原属北宋陕西的“北鄙”地，以黄河为界割予西夏，以抵偿其失去的天德、云内等州地。自此以后，金与西夏的和平友好交往日益频繁，每逢正旦及金帝生辰等节，西夏均遣使赴金庆贺，金亦常在夏主生辰等节派使臣往祝。金、夏使聘往来凡321次，其中和平时期的交往占311次之多。在和平相处的80余年中，虽有过一些小的磨擦，终因双方均需要联合以制南宋，未酿成大的冲突，特别是女真贵族为了利用西夏牵制南宋，金应夏人之请，在西北地区从1137—1146年先后将乐州、廓州、西安州和德威城、定边军等沿边地割赐与西夏。然而，金对西夏采取的较宽容政策，并未换得夏人以事辽之诚事金。12世纪末，当金王朝北部连年受到蒙古诸部侵扰，宋又趁机北伐时，党项贵族也乘金国之危，于1210年（金大安二年）发兵攻金霞州，夺取金的属地。此后，两国虽有使臣往来，但和平相处的局面已遭破坏。
1214年（宋嘉定七年）西夏左枢密使派二僧与宋边将联络，“欲与共图金人”。此举虽未成功，但自是金与西夏连岁“交兵”，“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1220年（金兴定四年），金边臣曾与西夏议和，西夏见蒙古兵已深入中原，仍继续攻金。后来，党项贵族怕受到金与蒙古的夹击，才干1224年（金正大元年）遣使至金“修好”，次年和议成。西夏虽争得了改君臣相称为兄弟相称，各用本国年号。但国力已耗尽，不出两年，为蒙古所灭。金也只苟延了7年，为蒙、宋联军所亡。
女真与党项人的经济联系，主要是榷场交易。女真人曾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今河北省张北县）与北羊城之间设榷场，“以易北方牧畜”。此地离党项人分布区不远，当时无疑已有党项人来此与女真人贸易。西夏臣属金国后，因初为争夺天德、云内等州地，金、夏关系一度紧张，故直至1141年（金皇统元年），西夏向金提出置榷场的要求，金才开设专与西夏贸易的榷场。金先后设立的榷场有：兰州、保安、绥德、环州（以上均在今陕西、甘肃两省境内）、东胜等处。从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起，金出于边防考虑和阻止丝帛流入夏境，先后罢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场。在西夏要求下，绥德场关闭几年后复开，保安、兰州二场亦于1197年（金承安二年）又复置。从金、宋交战时期双方均关闭榷场看，金对西夏开设的榷场，无疑在金、夏交战后亦多罢之。榷场的设置与复开，均为西夏提出要求，因西夏为金所隔，无法与南宋互通有无，短缺物资主要靠从女真人控制的中原地区取得。而女真贵族所以常常满足西夏的要求，也是想通过榷场贸易获得军事需要的西夏马匹。但是，金的这一愿望常不能如愿以偿，所换得的尽是珠、玉之类，而西夏倒能获得其所需的丝帛。因此，金世宗对宰臣说，西夏是“以无用易我有用”。金、夏榷场贸易，对丰富党项人的生活，促进西夏经济发展，起的作用更大些。
此外，女真人与党项人的经济联系还有以下三条渠道：一，沿边居民私自越境的相互交易；二，金、夏使臣往来的馈赠与贡物；三，西夏赴金使臣按例在金可贸易3天。
四、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压迫和与蒙古人的关系
女真贵族在反辽初期，为了瓦解契丹人，团结各种力量对付辽统治者，阿骨打于1116年（金收国二年）初诏谕下属，对契丹等族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这种较宽容的政策，大体施行到1132年耶律余睹谋叛时为止。此后，特别到1161年撒八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后，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不信任、歧视和压迫日趋加剧，以至后来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有金一代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压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上的掠夺。辽朝契丹人已有不少从事农业生产，但畜牧业仍是其传统生产。金灭辽后，女真贵族为了军事需要，承袭辽朝群牧制度，设立官牧场，以契丹等族人为其放牧。从金天德年间设置的五群牧所名称“皆仍辽旧”看，金官置牧场的牧户大多应是契丹人。契丹牧民，在金委派的官吏监督下，放牧马驼牛羊。金统治者又“立蕃息衰耗之刑赏”，时遣使往彼阅实牧畜数，缺失的“令牧人偿之”。所牧牲畜，马长到三岁即转交给女真人，牛或借给民耕种；遇到有大战争，则征括殆尽。在群牧所之外的契丹人，地方官吏每借向金廷进马驼鹰鹘等之机，“辄率敛部内”，进行勒索。至于被骗入猛安谋克的契丹人，沦为奴隶的，则无偿地为女真奴隶主从事农业等劳动；就是屯田军户，也要交纳赋税，可见，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在经济上推行的是一种掠夺榨取政策。
第二，繁重的兵役。“隆兴和议”前，金屡发兵南下伐宋，不仅被编入猛安谋克的契丹人要为女真贵族去当兵，就是，一般契丹部民的丁壮，亦常被征调出征。例如海陵王南伐，遣使至各路征兵，凡年20以上、50以下者，“不限丁而尽役之”，丁多而有老者户求留一子照顾亦不可得。时西北路的契丹人提出，其地“接近邻国”，世代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受害，求“使者入朝言之”。这一正当要求，遭到女真贵族的拒绝。繁重的兵役，逼得契丹人无路可走，终于引发了撒八等领导的契丹人的大起义。
第三，残酷的镇压。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反抗民族和阶级压迫的起义，不是改弦更张缓和矛盾，采取的或捕杀之，或调集大军围剿，进行镇压。如1132年（金天会十年）耶律余睹约云中、河东、河北、燕京等地契丹人反金活动败露后，金统治者不仅捕杀了为首者及其家属和“余党”，而且元帅府还下令上述诸路，“尽杀契丹”，持续月余方止。又如为抵制海陵王南伐强征丁壮，1161年（金正隆六年）“契丹诸部反”，海陵王即调兵遣将奔赴各地，施行“匹夫匹妇不留”，“无少长尽洗之”的大屠杀政策，使不少无辜的契丹人均遭杀害。海陵王在出征前又大开杀戒祭行，其中被杀的有亡辽耶律氏和宋赵氏子男130余人。此后金历朝君主，每遇有契丹人的反金起义，亦均奉行调兵征讨的政策。
第四，分散迁徒，强制同化。还在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实行较宽容政策时，即已对契丹人不信任，以分散迁徙的办法来防止其谋变。前述诏告下属让契丹人“从宜居处”的阿骨打，在耶律余睹归附后，一直将余睹的家属“监护之”，余睹多次乞求“侍妾及子”，始终不给。对跟随余睹来附的部民，亦“恐在边生变”，下诏将其徒之“内地”。金太宗即位后，疑“山西诸部族”与天祚帝“阴相结诱”，命其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4000，将契丹人“护送”至岭东（今张广才岭东）居住。到金世宗时，强迫迁徙则是为了消除契丹人的民族意识，达到将其同化于女真的目的。他曾诏告宰臣，分散迁徙契丹人是“伸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1163年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契丹人分隶于女真猛安谋克；1177年又令西北路招讨司，将未参与窝斡叛乱的契丹人，徙于乌古里石垒部地（今绰尔河及雅鲁河流域）。
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种种民族压迫，虽为巩固金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暂时成效，但大多数契丹人日增仇恨之心。自撒八、窝斡等领导的起义被金世宗镇压下去后，契丹人仍不断掀起反抗女真贵族的斗争，直至金亡。其中著名的起义有：章宗承安年间陁锁等领导的特满群牧起义，卫绍王崇庆元年耶律留哥发动的辽东契丹人大起义，大起义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
女真与蒙古诸部，在辽朝同为契丹属部。金灭辽后，蒙古诸部转附女真。强悍的蒙古人在辽朝（时称阻卜、萌古等）叛服不常，故金在灭辽过程中，常借兵于彼。但辽亡后，女真贵族不仅不兑现“元约”，反在1135年（金天会十三年）冬，乘其不意发兵攻之，由是失蒙古诸部臣附之心，兵端屡起。1139年冬，金万户胡沙虎（呼沙呼）又北攻蒙古部，结果在粮尽而返时被蒙古人大败之。此后，金困于“蒙兀之扰”，又鉴于都元帅宗弼曾亲率8万“神臂弓手”，亦不能征服蒙古的现实，遂于1146年主动派肖保寿奴前往蒙古议和。次年和议成。金割西平河北27团塞给蒙古，并岁遗牛羊米豆，册蒙古酋长为蒙古国王。金世守即位后，为遏止蒙古诸部：一面在泰州、临潢接境处设边堡70，屯驻重兵，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另一面遣使招谕蒙古（阻），终使两民族和好相处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世宗又仿辽朝制度授爵号于蒙古诸部，克烈部长汪罕、汪古部白厮波、蒙古部铁木真等，均曾受过金封的官爵。蒙古诸部也循例岁向金贡献（斡勒忠奉命使边受贡，“归致马四千余匹”），金朝重行，“答赐”。从金章宗“仍命诸路并北阻以六年夏会兵临潢”，塔塔部背金铁木真出兵助金征讨看，一些蒙古部落至章宗时与金的关系还相当密切。此外，还有一部分蒙古人附金被编为金的边防军，《金史·兵志》所列西北、西南十乣军中，有萌骨乣。
但是，女真和蒙古诸部贵族毕竟是一群剥削者，他们常为掠夺财物和个人的喜好而不借大动干戈。金章宗即位后，广吉刺部“屡胁诸部入塞”抢夺财物，合底忻、山只昆二部“连岁扰边”。为此，金章宗于1195年（金明昌六年）命左丞相夹谷清臣率师征讨，继以右丞相完颜襄代之，连续出兵北伐。女真贵族施行的屠杀政策，使蒙古诸部与金的矛盾日益尖锐。前述助金之铁木真因宗亲咸补海罕被女真贵族所杀，“欲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