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地主剥削制度的发展，使大批公有土地逐渐向私有制转化，一部分牧民由牧改事农业后，逐渐摆脱阿拉特对牧主的人身隶属关系，而沦为佃农，成为农业定居户，脱离了宗法游牧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更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出现了土地买卖关系，使一部分王公贵族丧失了土地而趋于没落；也有一部分牧民通过出租小块土地而形成为中小地主。由于农业和私有制的发展变化，因而使蒙古族地区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也发生变化，这就为蒙古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多种经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蒙古族地区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以皮、毛、奶等畜产品作为原料，制成毛毯、革囊、毛绳、皮绳、皮桶、皮衣、皮靴、奶食及搭帐房用品，是属于基本上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的自然经济。但随着农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蒙古族地区特别是城镇中，出现了许多专业手工业者。从17世纪末开始，汉族手工业者大批进入内蒙古：一部分是为八旗官兵服务的随军工匠；一部分是城镇兴建后，从汉地流入内蒙古地区的手工业者。由于受到汉族手工业者的影响，18世纪中叶，在蒙古地区一些城镇有许多手工业行业，出现了不少手工业作坊，主要有木工、石工、碾米、磨粉、裁缝、皮革加工、造佛像、制铁、制银、制造农具等等。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一些蒙古族地区，手工业行业已十分齐全，这有利于推动蒙古地区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

清统一蒙古和全国后，把北方蒙古地区和内地各民族人民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促进了蒙古族和各族人民在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交流，特别是蒙古族人民与内地的物资交流和商业贸易日益发展。蒙古族封建主朝贡、朝觐或有事来京时，总要带领商队或牧民携带牲畜和畜产品及其它土特产品，在内地沿途出售或进行交换，返回时，则要购买或交换大量汉地生产的绸缎、布匹、茶叶、铁制生产工具和其它牧区所需物品。当时，清朝在沿途和京城都设有接待蒙古商队的里馆和外馆。许多汉商在附近开设商店，与蒙古族进行商业贸易，还有一些山西帮、官商或直隶汉族商贾深入蒙古地区，随军贸易，兼与蒙古人做生意，称为旅蒙商。他们经营采矿业、林木业、盐碱业、煤炭业、采金业、牲畜、畜产品、药材、山货等等。除漠南蒙古外，远在喀尔喀蒙古和新疆等区的诸部蒙古族也接踵而至，和内地进行贸易。

蒙古族与内地的另一种贸易形式，就是开展集市贸易。主要是在寺庙和兵营附近，或过往的通道及交通线上进行集市贸易。蒙古族商人和农牧民从遥远的数百里外，驮载货物，赶赴各中心区的集市贸易地卡进行买卖或交易；另一种形式为边事贸易，主要是与汉地交界的沿边城市进行贸易，如张家口、归化等城市，在北京也设有贸易点。随着边事贸易的发展，贸易点不断增加，贸易额逐年扩大。

蒙古族与内地的贸易，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受到清廷的限制。如清廷规定蒙古贵族不得擅入内地，限制蒙古使节携带商队人数，甚至不准商队进入内地，以此作为控制和驾驭蒙古民族的筹码和策略。并限定贸易地点，“令喀尔喀于张家口、古北口贸易”；“厄鲁特于张家口、归化城贸易”。但清廷的各种限制，并未能阻挡蒙汉人民的贸易交往，而是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活动更加频繁，贸易额逐年增加，使城市工商业较快发展。蒙古地区由于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北京和山西帮的汉族商人中，实力雄厚者，经营起商号和钱庄生意。王公贵族等封建主，因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日趋没落，不少人向他们借贷，利率很高，逾期不能归还或无力抵偿时，封建主就把它又转嫁到农牧民身上，要他们代为偿还。因而，高利贷者常常直接向广大农牧民进行高利贷剥削。一部分权势很大的蒙古封建主，往往亦与高利贷者及清廷政府相勾结，对农牧民进行盘剥，当他们无力支付时，就要送官府究办，甚至投入监牢。

商业贸易的发展和新兴城镇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蒙古族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多种经济的形成，使蒙古族开辟了许多经济门类，加强了蒙汉人民之间的商业联系和经济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蒙古地区及汉地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需要，为我国现代民族统一经济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三、蒙古族的文化

蒙古族被统一于清朝后，由于结束了战乱，政治上趋于稳定，经济上得到休养生息，农牧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加强了与内地各民族人民的交流，互通信息，使蒙古族的文化也相应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一）语言文字

这个时期，蒙古的语言文字有所发展。清统治者为便于统治蒙古族人民，大力倡导学习和使用蒙古语文。在清廷理藩院和盟、旗都使用蒙古语文文本。有些蒙古学者精通数种民族语文，如蒙、满、汉、藏、维吾尔等语文。清廷还设立“蒙古官学”，在一些官方编纂的书籍中，都有蒙文本，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蒙古律例》、《八旗通志》等。由于蒙古语文的广泛使用，对于蒙古语言文字、文化和历史的保存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648年（顺治五年），西蒙古和硕特部喇嘛咱雅班第达在回鹘式蒙文的基础上创造了托忒文字，它又称卫拉特文。“准噶尔字本名托忒，共十五个字头，每一字头凡七音……其法直下，右行，用木笔书”。托忒文吸收了人民日常方言，密切了书面语言与口语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元音字母，能够比较清楚地表达卫拉特方言的语音，使文字更接近于口语。托忒文流行于西蒙古地区，在传播我国各民族的宗教、医药、天文、历史、文学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咱雅班第达及其学生用托忒文翻译的著作就有200余部。

为了推行蒙古语文，清代的一些官方机构和翻译机构，组织编写了一些蒙古语法著作，如《蒙文指要》、《阿里嘎字母》等。编纂了蒙语辞典和多种民族文字对照的辞典，如《四体合壁清文鉴》、《五体清文鉴》、《西域同文志》、《蒙古托忒汇集》、《蒙藏语汇》、《蒙汉合壁字典》等等，这些语法和辞典的编纂，对蒙古语文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二）历史著作

蒙古族统治阶级和学者，十分重视蒙文古籍的整理和历史著作的编纂，较著名的史籍，有蒙古史学家鄂尔多斯萨囊彻辰编著的《额尔德尼·脱卜赤》（《蒙古源流》）。它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有满、汉文译本，主要记载自元至明清的史实，有重要的历史、社会和宗教方面的价值。18至19世纪的蒙汉文史籍，有乌珠穆沁人衮布札布编著的《恒河之流》，拉西彭楚克的《大元朝盛史》、《水晶念珠》，塔哈冉巴顾实所撰的《金轮千幅》，罗卜藏丹津之《大黄金史》，噶尔丹编撰的《宝贝念珠》，金巴道尔吉的《水晶鉴》等等。还有八旗蒙古人法式善撰写的《清秘述闻》16卷、《槐厅载笔》20卷、《陶庐杂录》6卷，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简名博明）的著作《西斋偶得》，松筠的著作《绥服纪略》、《西招图略》、《西陲总统事略》等。一些喇嘛学者还编纂喇嘛教方面的书籍。这些蒙古文本或汉文本的历史著作，对于保存和弘扬蒙古民族文化、丰富中国的史学宝库起了很大作用。

（三）文学

在蒙古文学方面，其中包括故事、民歌、童话、寓言等，清代也有很大发展。流传于蒙藏民间的著名史诗《格萨尔汗传》，到这时期内容更为充实，赋予新思想，其锋芒直指当时封建统治者，传中塑造了为民除害和创造生存及劳动条件的英雄形象。《额尔戈乐岱的故事》，也是一部以叙事诗形式描述蒙古族英雄与封建王公贵族及清帝作斗争的作品。此外还有民间寓言故事《巴达尔沁努乌勒格尔》（云游僧的故事）和《巴拉根仓》，其内容和手法都具有反封建的特色，揭露和讽刺了上层封建僧侣和不法商人的丑恶行为。

清代，蒙古族的文学艺术与内地各族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翻译了大量的汉地文学作品，来充实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学宝库。从汉文本中翻译了大量古代文学名著，诸如《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等，这些为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在蒙古族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与此同时，蒙古族地区还翻译了许多西藏的优秀作品，如《潘查丹特尔》（灵水滴）、《苏必喜地》、《三十二个木偶的故事》等等。这些对于蒙古族人民了解祖国务民族人民所创造的历史和文化，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加强蒙、满、汉、藏等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流和了解，促进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友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蒙古族的文学著作这时期亦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著名作者尹湛纳希著有《大元盛世青史演义》、《泣红亭》、《一层楼》等历史长篇小说，其内容主要是揭露当时封建社会的两个侧面：一方面是农牧民的苦难遭遇；另一方面是蒙古封建统治阶级和官吏的奢侈荒淫的生活。在作品中，还介绍了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了蒙汉两个民族之间意识形态的交流，加深了两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清代著名的蒙古族文学家及其作品还有：察哈尔部格布希鲁布桑·楚鲁腾著有《宗喀巴传》、《养生滴》注疏、《萨迦格言》注疏及《祭祀火神仪式诗或曰欢乐之源泉》，喀尔喀蒙古女诗人那逊保兰著有《芸香馆遗诗》，阿格旺·海珠尔著有《哲布尊丹巴四世传》、《绵羊山羊和公羊的谈话》等，丹津拉布札有蒙文作品170多篇，藏文作品180余篇，其中有《具有高尚品格的女人》、《满月》、《可耻可耻》，剧本《月夜杜鹃传》、《蛇首上的青达曼巴》等等。青海蒙古族松巴堪布·益希班觉，也是清代一位闻名的学者，他精通文、史、哲、天文、地理、医学等多种学科，有文学遗著70卷。这些蒙古文学作品，有的作品皆广泛流传于蒙古和藏族地区，受到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喜爱，影响颇深。

蒙古文学早于元代就在民间有深厚的基础，至清代，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个时期蒙古文学的特点和内容，较之过去有很大不同，逐渐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更广泛的群众性。内容上很多已具有反封建斗争的色彩，揭露和批判当时的黑暗社会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和剥削，表达了对封建王公贵族、清廷官吏腐化生活和封建剥削的憎恨及反抗。还有歌颂家乡、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和反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的内容。因而当时许多蒙古族的文学著作，都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广泛流传于蒙古和藏族地区，并常常成为他们用来对付统治阶级的斗争武器，在当时和其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手工艺品

蒙古族有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品和工匠，这个时期，由于和内地与及民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工艺技术精益求精、工艺品更加丰富多彩。由于很多蒙古人过着定居和半定居的生活，出现了许多新兴城镇，修建了很多寺庙、在城镇和寺庙建筑方面，包括塑像、画像、壁画、雕刻、彩绘等等，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民族色彩。农牧民服饰、蒙古包的装饰品和许多农牧用具上都有鲜艳的图案，华丽的装饰品和雕刻花纹，充分反映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五）歌舞体育

蒙古族善长歌舞，在生产劳动和反封建、反压迫和反奴役的斗争中，他们经常吟诗作歌，并从中吸取力量，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蒙古族文化瑰宝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音乐、舞蹈皆具有曲调高亢，音域宽广，旋律奔放之特点。著名的音乐称为“什榜”，由笳、管、筝、琶、弦、火不思等演奏，常有声乐伴唱，“鼓喉而歌，和罗应节”，被列入清代国乐之中。一般宴会、婚礼、节日用的合奏乐器是二股及四股胡琴、萧等。至近代，马头琴在民间占据了主要地位。传统的舞蹈有冯刀舞、安代舞、驯马手、盅碗舞等，节奏欢快，舞步轻捷，表现了蒙古族人民健壮豪放、纯朴热情的气质。体育方面盛行跳驼峰、摔跤、诈马戏、赛马、射箭等，一般多在那达白和祭鄂博等节日期间举行。

（六）医学天文历法

清代，蒙古族在医学和天文历法方面，亦处于发展时期。其主要的原因，为悠久而传统的蒙古医生吸收了汉、藏的医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医。当时蒙医吸收了藏地《四部医典》基本原理后，结合蒙医故有特点，写出了不少蒙古医疗著作。如衮布札布的蒙文著作《药方》，益希班觉撰有《认药白晶鉴》、《甘露之泉》，占巴拉多尔济系统整理的蒙医著作《蒙医正典》等。蒙古地区较大的寺庙都设有蒙医，培养了不少喇嘛医生，为群众治病。还翻译了很多医学著作，如把汉文传统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车马经》等翻译成蒙文。其它译著有《蒙藏合壁医学》、《医学大全》、《医学四部基本原理》、《药剂学》、《针炙法》等等。蒙医以接骨和治疗创伤为长，后经过蒙医绰尔济·墨尔恨之手，将医术传入八旗官兵和内地。

天文历法方面，这个时期也有进步，正白旗蒙古族明安图为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任清廷钦天监时宪科五官正、监正，他将汉文《时宪书》译成蒙文，并根据长期观察天体、测量日影、积累了很多资料，编著的书有《历象考成》、《历象考成后编》、《割圜密率捷法》等，是我国清代天文和数学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内蒙古地区还发现了这一时期编著的《天文学》（手抄本两册）和呼和浩特五塔寺照壁上的蒙文标注石刻天文图“钦天监制天文图”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七）教育

在民族教育方面，这时期也有了很大发展。由于满族统治阶级采取满蒙联盟政策，比较重视对蒙古族贵族子弟和八旗蒙古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主要是设立蒙古官学，接收蒙古族贵族子弟到北京国子监和归化城所设立的蒙古官学中学习，以便在贵族中培养一批忠于清廷、的官员和笔帖式（翻译员），这对加强满蒙联盟和促进各族文化交流都起了积极作用。在民间，随着蒙古族地区农业的发展和农区与半农半牧区的出现，有些封建主或依附他们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汉族地区的影响，在农村开办了私塾，后又在蒙古地区设立了许多新式学堂，引进很多汉文书籍，聘请本民族或汉人为教师，来培养蒙古族子弟。有些地区的蒙古寺庙，为了能培养念藏文佛经的佛门子弟，也办起了经文学校。一些非宗教文化，也源源不断地进入蒙古地区，使蒙古族地区整个文化教育水平有很大提高，知识分子人数激增，他们在传播文化知识，加强蒙、汉与其它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上起了很大作。

第三节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

一、17世纪土尔扈特蒙古西迁伏尔加河下游

17世纪初，沙俄的侵略势力伸展到西伯利亚南部土尔扈特部以北地区，在原为卫拉特蒙古辖地和传统牧地上，建立了托木斯克、叶尼赛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一系列哥萨克军事堡垒，奴役、掠夺和剥削当地广大牧民，并对与其相邻的土尔扈特部虎视眈眈，伺机南下，严重威胁土尔扈特部之生存。与此同时，在四卫拉特内部，因封建主贪婪和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争夺牲畜、财物及牧草场的争斗和纠纷时有发生。当时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洪台吉逐渐取代和硕特领主地位，成为四卫拉特联盟盟主，“恃其强，侮诸卫拉特”，并企图兼并土尔扈特等部。在这种形势下，原分布在塔尔巴哈台西北雅尔（今新疆塔城西北及俄罗斯境内乌拉札地区）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带领下，连同附近一部分和硕特、壮尔伯特部众，共约5万帐19万人，于1628年离开了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的原游牧地，经过长途跋涉和无数次战斗，击败了途中阻拦的诺盖人，越过哈萨克草原，于17世纪30年代，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南北两岸的广大草原。当时的伏尔加河下游，不属于任何人，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土尔扈特人把这里看作是休养生息、发展牲畜业、繁衍部落的理想境地，放牧牲畜，逐水草而居，行围猎之利。活动范围，东至乌拉尔河，与哈喇哈尔榜为界，西至顿河，界图里雅斯克（即土耳其），南至黑海北岸哈萨克地区，西至萨拉托夫，接俄罗斯国境。部落居住中心是在伏尔加河与乌拉河之间的马怒托海，部落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牙帐设于伏尔加河支流的阿赫图巴河。在这里，他们遵循古老部落组织的习惯和观念生活着，“置鄂拓克，设宰桑”，管理部众。按照传统政治制度建立的议会组织“固尔札”，是本部最高的议事、决策和权力机构，经常商定部落内外大事，制订法律和执行部落传统的习惯法，解决部落之间的矛盾、争议和各种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和部落的稳定。土尔扈特人敬佛诵经，按蒙古习俗生活，并一直保持和加强与其它卫拉特部及内地的联系，从无间断。

164o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和鄂尔勒克曾出席由准噶尔部巴图尔洪台吉等发起召开的喀尔喀、卫拉特封建领主大会，共同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法典长期以来在伏尔加河下游蒙古地区沿用。土尔扈特经过几代开发经营和休养生息，牧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牧民的生活也有些改善，其所在领域不断扩展，传至第四代阿玉奇时，“东西可行三十日，南北可行二十日”，土尔扈特部的财富和实力有所增长。但是，土尔扈特人开发伏尔加河下游是在极其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想把伏尔加河下游建设为乐园的理想和雄心壮志，并未能维持多久，主要原因是由于其北邻沙俄的干扰、破坏和侵略。

二、沙俄对土尔扈特的残酷统治和压迫

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下游后，沙俄一直将其视为眼中钉。

16世纪中，沙俄用武力相继占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和诺盖汗国后，接着就把侵略魔爪伸向其觊觎已久的土尔扈特蒙古，侵略破坏活动连续不止，曾遭到土尔扈特人的抗争。

1643年，和鄂尔勒克率部进攻俄占阿斯特拉城，在战斗中牺牲。沙俄鉴于土尔扈特有相当的实力，企图在四卫拉特中进行分化瓦解，1642年，沙俄利用土尔扈特部和准噶尔部的矛盾，派遣克列皮可夫见巴图尔洪台吉，诱骗他和沙俄合作，用武力联合进攻土尔扈特部，遭到拒绝，后又企图拉拢和硕特部阿巴斯一起进攻，也未能得逞。

面对沙俄侵略的威胁，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并没有在沙俄淫威下屈服，而是继承其父遗志，对沙俄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认为“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游牧，在河流中航行”，因为“土地和水是佛的”，并对侵略者说：“他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除神以外，他们不怕任何人”。1646年（清顺治三年），沙俄为了达到控制土尔扈特的目的，乘书库尔岱青赴西藏熬茶礼佛、晋拜达赖喇嘛之机，在土尔扈特贵族中，大肆进行煽动，诱骗他们“要求俄国保护”，但其企图也落空。之后，又从军事上施加压力，在土尔扈特部沿边周围，修筑军事要塞，屯驻侵略军，并不断对土尔扈特部进行骚扰。在武力威胁因遭土尔扈特部众反抗未能奏效后，即转换策略，采取政治手段，在贵族中进行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以图达到控制土尔扈特并使其归顺的目的。如沙俄妄图以升官和物质引诱书库尔岱青及其子朋楚克等人来归顺，均遭他们的拒绝，其妄图直接统治土尔扈特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17—18世纪，彼得一世统治沙皇俄国，为了适应其国内新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进一步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一方面，在南方夺取黑海出海口，和瑞典进行长期战争；为支撑战争的需要，沙俄在国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加紧征兵征税，同时，对邻近的土尔扈特蒙古等部，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并强迫土尔扈特部众当兵开赴前线为其作战，伤亡颇多，严重削弱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力量。1673年（康熙十二年）后，沙俄又强迫土尔扈特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土尔肩特蒙古地区多种商贸经济特权，并进一步在政治上实行控制，公然宣称土尔扈特已属己有，因而遭到了土尔扈特人民的强烈反对和顽强抗击。17世纪中，土尔扈特人积极响应由俄国农民领袖拉辛率领的顿河、伏尔加河农民起义和巴什基尔人起义。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在阿玉奇汗（朋楚克长子）领导下，袭击了沙俄统治下的许多城市和地区，狠狠打击了沙俄侵略者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势力。1724年（雍正二年），阿玉奇汗逝世，由其孙敦罗布喇什继位，沙俄乘机加强控制，并强制实行对土尔扈特汗的任命权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敦罗布喇什也故去，由其子渥巴锡继位，时年仅19岁。沙俄欺其年少，乘机将土尔扈特直属于汗的最高权力机构王公议会“固尔札”，强行隶属于沙俄外交部的控制下，其“固尔札”成员实行年俸制，并派官员直接进行管辖，干涉“固尔札”内政，以达到操纵“固尔札”、架空汗的目的。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又在土尔扈特内部另找代理人，任命策伯克多尔济为“固尔札”首领，以分化瓦解土尔扈特内部力量，与渥巴锡汗相对抗，进而驾驭之。

沙俄侵略者，除实行军事征服和政治控制外，还妄图从意识形态和精神上，摧毁土尔扈特人民的意志，主要是强行改变土尔扈特人民的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