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人崇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他们熬茶敬佛，在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喇嘛教。这对维护土尔扈特蒙古内部团结及保持与卫拉特其它部联系方面起有重要作用。沙俄政府懂得要牢牢控制和占有土尔扈特，必须改变其宗教意识形态，断绝他们与蒙古各部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的宗教联系，而代之以西方的宗教意识——俄罗斯的东正教，用上帝的旨意来驯服、奴役土尔扈特人，使之能在“上帝”的安排下，逆来顺受，自觉归顺沙俄的统治。为此，彼得一世甚至亲自发出谕旨，要求传教士学会土尔扈特语言，以便欺骗和说服土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他们“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待人施加洗礼”，制造宗教矛盾和纠纷，对土尔扈特部众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妄图消灭喇嘛教，引起土尔扈特部众及僧侣的恐慌和公愤，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

在叶卡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沙俄国内以阶级矛盾为主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沙俄政府除了更加紧剥削和压迫国内的各民族农民外，对土尔扈特部也采取进一步掠夺、控制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沙俄一方面在其周围加强驻兵，以武力相威胁，形成包围之势；另方面，又派出大使基申斯科夫驻于土尔扈特部，对土尔扈特人的行动和动向进行直接监督，并从事一系列特务活动。为限制渥巴锡的权力，沙俄政府于1762年宣布改组土尔扈特议会“固尔札”，规定其成员与汗有同等的权力地位，以削弱汗的势力，并阴谋策划用投靠沙俄且已加入东正教的杜尔伯特贵族敦杜克夫来代替渥巴锡汗，建立傀儡政权，妄图使土尔扈特成为沙俄管辖的行政区域。面对土尔扈特固有的政权机构即将被废除，民族独立即将丧失的危机，土尔扈特部从王公贵族至广大的牧民都表现了极大的忧虑和不安。土尔扈特部一些热爱本民族和祖国的王公志士，为了使土尔扈特蒙古免遭灭亡和凌辱，挽救土尔扈特及其与祖国各民族的血肉联系和兄弟情谊，经过秘密酝酿，决定选择一条东返伊犁河流域的光明之路。

三、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密切联系

土尔扈特东返伊犁河流域的计划不是偶然的，而是它与祖国各民族人民长期交往和联系的结果。自17世纪土尔扈特离开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域西迁伏尔加河下游后，在政治、经济上及思想感情、宗教信仰等方面，一直和居住在伊犁河流域四卫拉特其它各部及祖国内地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和密切的交往。在沙俄压迫下，亦曾多次酝酿东返。早在1767年，土尔扈特部就曾策划返回伊犁的活动，由于被叛徒告密而未能成行。并因此加深了沙俄殖民当局对汗和王公贵族的怀疑。

1768年，沙俄叶卡德琳娜二世为了继承一世的对外扩张政策，争霸世界，再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沙皇政府强征土尔扈特人当兵充当炮灰，已死伤七八万人，仍不顾土尔扈特人民的死活。又再次发布征兵命令，规定土尔扈特人凡年满16岁以上者都要应征入伍，到前线参战：一则是为了扭转战争不利的形势；二则是借刀杀人，对土尔扈特采取战争灭绝政策。这是事关土尔扈特蒙古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引起部众极大的警惕。渥巴锡汗和诸王公岌岌不可终日，亟谋寻找出路。

为了消除沙俄殖民当局对王公贵族的怀疑，渥巴锡汗一方面亲自率领土尔扈特士兵前往前线，与土耳其奋战，取得沙皇信任，消除沙俄政府的怀疑；另方面，下定决心，积极策划和准备武装起义，率部东返伊犁河流域，与卫拉特四部汇合。

土尔扈特人自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由于远离蒙古诸部，势单力薄，无法抗御沙俄的欺凌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因此时常怀念伊犁河流域蒙古各部和祖国故土。他们虽曾几度想要东归，终因路途遥远，阻力重重，整个部落迁徒十分艰难，而未能实现。但他们矢志不渝，一直在寻找和等侯东返机会，并不断派人到伊犁蒙古诸部和祖国内地建立密切联系，使节往来不绝。

1640年，和鄂尔勒克携子亲自前往塔尔巴哈台参加喀尔喀和卫拉特领主会议。后来当准噶尔和哈萨克人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时，土尔扈特部也派人参加。为联络感情，消除隔阂，土尔扈特还和准噶尔部结成世代姻亲的关系。和鄂尔勒克将女嫁与准噶尔巴图尔洪台吉，巴图尔亦将女儿嫁给和鄂尔勒克之孙朋楚克。和鄂尔勒克重孙阿玉奇又将女儿嫁给巴图尔之孙策旺阿拉布坦。几代联姻，加强了土尔扈恃与卫拉特诸部的关系，导致土尔扈特和伊犁河流域同胞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联系。

土尔扈特和内地的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

1646年（顺治三年），当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向清朝朝贡时，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罗布藏诺颜就随固始汗进表“附名以达”。

1655年（顺治十二年）起，书库尔岱青曾多次遣使进表入贡，与清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其后，和鄂尔勒克子伊勒登、罗卜藏诺颜及子多尔济都曾于1656年（顺治十三年）和1657年（顺治十四年）相继向清朝贡献驼马，并要求清朝准其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进行茶马互市，允许他们去青海、西藏熬茶礼佛，皆被清政府接受。阿王奇为汗时期，和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使节表贡不绝。

1699年（康熙三十五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和东蒙古，圣祖亲征，在昭莫多一战，噶尔丹军惨败。圣祖为防其窜回伊犁，断其归路，命策旺阿拉布坦在阿尔泰山堵截，阿玉奇汗也派兵千人前往策旺阿拉布坦设防。后噶尔丹兵败身亡，土尔扈特遣使至清政府祝捷。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阿玉奇嫂携子阿喇布珠尔由伏尔加河出发，前往西藏熬茶供佛，回归时途经准噶尔地，为策旺阿拉布坦所阻，无法返回伏尔加河。便“以准噶尔道梗，留嘉峪关外，遣使至京师，请内属”。要求清政府予以安置牧地。清政府允其所请，封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划嘉峪关外党河东之色尔腾为其游牧地。

阿玉奇汗和清朝与内地联系的贡道曾一度为准噶尔所阻隔。

1712年（索熙五十一年），阿玉奇遣使臣萨穆坦假道俄罗斯境西伯利亚和库伦地区至内地向清政府进贡，并协商接回阿喇布珠尔事，旅程十分艰难，历经两年多才到达。之后，土尔扈特部又遣台吉乌巴什多尔济和吹札布入贡上表。吹札布假道俄罗斯，历程三年才到达北京，受到清朝的重视和热忱接待。高宗在热河（今承德市）避暑山庄，亲自接见吹札布等人，赐宴万树园，并派遣官员护送其入藏熬茶献物。吹札布一行返回北京时，高宗又再次召见他们，详细询问土尔扈待人在伏尔加河下游的生活、生产情况和与沙俄的关系，吹札布介绍了他们受沙俄的侵略、压迫、剥削和奴役的遭遇与困境，一再表示土尔扈特是远离祖国的大家庭成员之一，并非沙俄属国，并为高宗绘制伏尔加河下游所属分布图。高宗对土尔扈特远队伏尔加河流域，历经艰辛，不断遣使来贡，加强与内地的密切联系深为感动，对他们十分重视和热情，每次来使回归时，均隆重相送，并赏赐大量金银财物、罗绫绸缎，以示抚慰。

同时，为了表示对寄居异域的土尔扈特部的关怀，清朝政府还先后两次派遣使团至伏尔加河下游，进行慰问和探望。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五月，清政府正式派出访土尔扈特蒙古图理深使团。使团主要成员有：太子侍读殷札纳、厄鲁特人舒哥和米斯。另有随从武官3名，家仆22名，连同阿喇布珠尔所遣4人，总计34人。由于去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之道路为策旺阿拉布坦所阻隔，使团只能绕道俄罗斯境而行。使团于六月三日，由北京出发，经张家口，直北穿察哈尔蒙古至喀尔喀蒙古，再由楚库柏兴（今俄罗斯色楞格斯克）到西伯利亚，向伏尔加河下游进发。沙俄对清政府所遣使团很猜忌，采取不欢迎态度，百般阻挠使团行动，使团行程很艰苦，直到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一月二日才抵达俄罗斯与土尔扈特的边界萨拉托夫。当阿玉奇汗及其部众，接到使团到达的消息后，欣喜万分，立即动员组织部众，整修毡帐，制作衣服和食品，作好一切准备，迎接祖国派来的亲人。同年四月十二日，图理琛等抵达阿玉奇驻地马奴托海。阿玉奇命各部台吉、喇嘛各率所属人众前往迎接，沿途陈设筵宴，排列牲畜，热情接待，欢迎仪式十分隆重，图理琛等人向阿玉奇下达圣祖谕旨，转达圣祖问候。阿玉奇激动地对图理深等人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而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以此表示自己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充分流露出思念祖国故土之情。使切在土尔扈特逗留旬余，筵宴不绝。在宴席上，阿玉奇等王公贵族详细询问祖国各方面情况，表达土尔扈特人的对祖国的关怀。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使团在阿玉奇汗和土尔扈特人欢送下，离开伏尔加河下游踏上归途，并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回到北京，完成了圣祖交付的出使探访使命，受到嘉奖。

图理探访问团是清朝派往中亚的第一个使团，给土尔扈特蒙古族带去了清朝的慰问和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增强了土尔扈特部和祖国人民的联系与感情。这是清政府争取土尔扈特的重大措施，也是促使土尔扈特部以后下决心离开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大家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圣祖之后，世宗又于1730年（雍正八年）和1731年（雍正九年）两次向伏尔加河流域派遣使团探望土尔扈特亲人。

1730年所遣使团中，以满达伊为首的一部分人到莫斯科后，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再次对土尔扈特部进行探望和慰问，表达了祖国人民的思念和心意。

1731年（雍正九年），世宗又遣以班弟巴依等人组成使团欲往伏尔加河下游探视，由于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和祖国亲人的接触与交往，充满妒忌和恐惧，出于他们吞并和统治土尔扈特蒙古的政治目的，当使团到恰克图后，便对使团百般刁难，从中阻挠，并对土尔扈特部施加压力和威胁，终于迫使使团不能成行，中途折返，未能达到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探视土尔扈特部众的目的。

四、土尔扈特不畏强暴历尽艰险回归祖国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秋，渥巴锡汗在沙俄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获胜回来后，得到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150年饱受沙俄侵略、奴役、欺凌和肆虐之苦的土尔扈特部众和王公的支持，一致主张返回伊犁原牧地，“离开这个异教徒之国”，以摆脱民族灭亡的命运。渥巴锡汗召开秘密会议，召集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达什敦杜克和大喇嘛洛桑丹增等人进行商·议，作出武装起义决定和制订东返的具体计划，并将此决定和计划告知各大小部落的头人知晓。渥巴锡汗召开各部大小宰桑会议，强调东返伊犁之利，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拥护，纷纷“整顿兵马，束载牲畜为远行之计”。

渥巴锡汗等的东返计划，正在紧张地准备和实现过程中，消息不径而走，传入沙俄驻土尔扈特官员基申斯科夫处。但他是个极其狂妄和高傲之徒，对土尔扈特一向采取蔑视态度。他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认为在沙俄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严格控制下，根本不相信土尔扈特部能有逃跑的企图和能力。他用骄横态度笑斥渥巴锡汗说：“你只是用链子拴住的一只熊，赶到那儿就到那儿，而不是想到哪儿就去哪儿”。渥巴锡汗的东返计划，亦传入与之邻近的俄国阿斯特拉罕总督贝格托夫的耳中。他是个极其狡诈之人，与基申斯科夫有积怨，当他派人了解到土尔扈特即将东返计划后，即向沙皇政府报告，沙皇政府又转告基申斯科夫，但他根本不相信，并嘲笑其对头胆小怕事，回禀沙俄政府并无此事，沙俄政府亦受其蒙蔽，未再防范。按渥巴锡计划，其起义时间原待伏尔加河结冰后进行，这样可和分居于河北之土尔扈特一万数千户牧众共同举事东返。但由于这年冬天气温较高，伏尔加河未能早日结冰，河南虽已准备就绪，无法与河北汇合，而东返消息又被泄漏，势在必行。因此，渥巴锡汗不能再等待河北共同行动，乃决定提前起义。他集合全体部众，历数沙俄罪行，特别揭露沙俄向土尔扈特征兵之举，是要灭绝土尔扈特人。舍楞和策伯克多尔济也在会上揭露沙俄征兵和进行宗教迫害之阴谋，其目的是不让土尔扈特部独立，而要将他们沦为沙俄的奴隶，驱向苦难的深渊，进而消灭之。渥巴锡汗等指出，只有起而反抗，摆脱沙俄的黑暗统治，返回故土，才是唯一出路，号召大家投入战斗。部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一致表示决心要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实现东返故土的愿望。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一月五日，渥巴锡汗率领河南部众33000多户，169000多人，在寒风凛冽，白雪和阳光映照下，赶牛羊、载辎重，扶老携幼，在青壮年牧民的护卫下，离开伏尔加河流域，踏上归途，进行震惊中外的长途跋涉。他们为表示东返决心，由万名骑士把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焚毁，向平时对他们作威作福的沙俄侵略军营地进攻，把基申斯科夫闻讯派来营救的殖民军全部歼灭。

沙皇政府在得知土尔扈特起义东返，大为震怒，派遣哥萨克士兵日夜兼程追赶。同时，对伏尔加河北岸未能东返的1万多土尔扈特人采取更为严厉措施，加紧控制，以防他们起义和东返。

漫巴锡汗的归途十分艰难。后有沙俄政府军追击，前有哥萨克拦截，并遭受巴什基尔人和哈萨克人的袭击，途中还要受严寒和饥饿的煎熬，情况十分严峻。他们经过八天艰苦历程，越过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广阔草原，摧毁乌拉尔河库拉金纳萨克要塞，穿过结冰的乌拉尔河，进入哈萨克大草原，但哥萨克人并没放过他们，而是继续追击。由于土尔扈特驱赶牲畜、分散行进，遭到哥萨克人袭击时，无法集中力量进行战斗，处于劣势，一次就牺牲9000名骑士。当土尔扈特队伍到达奥琴峡谷时，又惨遭抢先占领要隘的哥萨克人的袭击和拦截。渥巴锡汗亲自组织战斗，选拔精悍战士组成分队猛攻，终于占领山口，击败哥萨克人。当这支哥萨克败军后撤时，又遭到策伯克多尔济后继部队的袭击，被断归路，全军覆灭，从而为牺牲的9000同胞报仇雪恨。

土尔扈特艰难地过关斩将，到达吐尔盖河时，又遭到沙俄奥伦堡总督特鲁本堡率领数千政府军及其控制的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和巴什基尔人所组成的两万军队追赶。伤亡、疾病、酷暑、饥饿困扰着他们，情况十分危机，有人对东返失去信心。在此关键时刻，渥巴锡汗和策伯克多尔济及时召开固尔札会议，指明两条道路：要么就沦为沙俄的奴隶，蒙受耻辱，永远失去自由；要么就坚决东返，到达理想之邦。他们鼓舞大家要奋勇前进，向东，再向东。会议统一了大家思想，使广大牧民激发勇气，提高战斗意志，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土尔扈特人不甘屈服，不怕牺牲，继续东进。由于他们的坚定和勇敢，终于迫使追赶的沙俄殖民军被远远抛下，望畏而却步。在策伯克多尔济指挥下，经过两天残酷战斗，“血流成河”，击溃了尾追的哈萨克——巴什基尔人联军。战斗结束后，土尔扈特人拖着疲惫不堪的身驱，越过有毒的黄水草滩。时值酷暑，只好以黄水解渴，很多人丧失生命。历经劫难的土尔扈特部以自己的毅力和勇气，终于在当年六月底七月初（阳历），越过清朝和沙俄的边界坑格尔图拉（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回到我国境内。为避免再度被袭击，他们向南绕道沿吹河、塔拉斯河，进入伊犁河流域沙喇伯勒，在察林河畔受到清军接应。从伏尔加河举事，6万多户16万人，到伊犁时，只剩下15000多户，7万多人，牺牲过半数，付出了巨大代价。土尔扈特部以其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忠贞不屈的精神，战胜凶残的敌人和各种困难，最终实现东返伊犁河流域的愿望，演奏了一曲反侵略反压迫和爱国主义的颂歌，为举世所瞩目。

五、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的安置

当清政府听到土尔扈特回到我国境内的消息后，高宗极为关切和重视，亲自过问此事，派遣官员巴图济尔噶勒立即前往新疆督，办土尔扈特来归事宜，又命新疆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前往伊犁协助伊犁将军主持接待事宜，并谕令：要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土尔扈特大台吉以上的所有官员，还派御前大臣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前往迎接……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九月，高宗在热河木兰围场接见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13人。接见时，高宗用蒙古语详细询问他们的历史以及他们身居异国和举义东返的情况，高度赞赏他们返归祖国的英勇行动。高宗多次设宴万树园，大加庆贺，要他们随同围猎助兴，并仿建新疆伊犁庙和西藏布达拉宫等庙宇，举行盛大落成仪式欢迎他们。高宗还亲自树碑铭文，把他们热爱祖国、不畏强暴、可歌可泣的悲壮义举，载入史册，题名为《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以资纪念。

清政府对回归的土尔扈特等部，采取优待上层，安置部众，因其俗而统驭之的政策，并提倡黄教，从思想上加以控制。将其41位首领都赐以爵位。敕封握巴锡汗为卓哩克图汗（即英勇之王），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弼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尔图郡王。对其它各部首领，皆分别授以贝勒、贝子、辅国公、札萨克、闲散王公等官职。这样，使刚刚回到祖国的士尔扈特上层，得到安抚，部众情绪趋于稳定。

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踏上归程，路途遥远，长期颠沛流离，加上途中不断遭受沙俄侵略军及其控制指挥的巴什基尔人和哈萨克人的拦截与袭击，进行多次恶战，又经严寒酷暑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疾病流行，牧民大量伤亡，牲畜倒毙损失和宰杀几尽，其它财产亦丧失殆尽。土尔扈特人回到伊犁地区时，个个衣衫褴褛，满身污垢，不少牧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无法维持生计。清政府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赈济。下令新疆、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张家口等地。拨出银两、口粮、牲畜、帐篷、衣服、皮张、羊裘、茶叶，发给土尔扈特部众。为了帮助土尔扈特人安家落户，进行生产，维持生计，仅从新疆本地伊犁、塔城等地区购买赈济的牲畜就有95000头牛羊。据统计，当时从上述地区调拨到采购物资发给土尔扈特牧民的，计牲畜26万余头，粮食4万多石，茶叶2万多封，羊裘5万多件，棉花59000斤，棉布61000多匹，还有大量帐篷、毡子等等。这些物资对帮助土尔扈特部众安家落户，度过生活和生产难关，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也表达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和兄弟情谊。

清政府组织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支援，只能帮助土尔扈特部克服暂时困难，根本问题是要帮助牧民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使他们的生活能得到保障和改善。因此，除支援必需的牲畜外，当务之急是要给土尔扈特等部分配游牧地，固定牧场和耕地。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等部实行与其它蒙古地区相同的行政建置——盟旗制度，按原部落系统：指定游牧地，进行安置，使他们各安生业，过着正常的游牧生活。同时为了防止土尔扈特势力过大，以便于控制，特下旨令：务使“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们图、恭格等人，分别远隔指地而居”。因此，将渥巴锡汗及其同族共设10札萨克（旗），为乌讷思苏珠克图盟，称旧土尔扈特，分布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南北及西边；舍楞一支，分二旗，为青塞特启勒图盟，称新土尔扈特，在科布多游牧；和硕特恭格等，设4札萨克，为巴图色特启勒图盟，附于旧土尔扈特游牧。

1775年（乾隆四十年），清政府又把旧土尔扈特部分为南、北、东、西4路，设4盟，立盟长，以达到众封以分其势，使各部相互牵制、分而治之的目的。清政府对敕封的盟旗官员都发有印缓，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尚存有银印8颗。如1775年（乾隆四十年），清政府颁发给渥巴锡汗的“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之印”，颁发给策伯克多尔济的“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盟长之印”，还有各札萨克之印。这些印章，有力地证明了土尔扈特和祖国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

土尔扈特蒙古的回归和清政府对他们的热情接待与妥善安置，使沙俄政府非常恼怒。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沙俄行文清政府蛮横地要清政府归还这些属民，并以兵戈相威胁，遭到清政府的严正拒绝和驳斥。清政府在复照中指出，土尔扈特不是俄国属民，而是中国西北蒙古的一部分，并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唯视尔之自取而已”。由于清政府态度坚决，据理驳斥，致使沙俄自感没趣，不便再进行交涉。

土尔扈特蒙古为反抗沙俄的压迫奴役，不畏难险万里迢迢回归祖国，这不仅是18世纪我国民族史上一桩可歌可泣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世界史上罕见的悲壮义举。长期以来，土尔扈特部众和新疆其它各族人民一起，内勤耕牧，外御强敌，为开发和捍卫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

：。：

();

();